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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兴:法学研究与学术规范

主讲人:张广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法学研究》杂志社社长

主持人:谭启平,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嘉 宾:李开国,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顾问;

卢代富,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许明月,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期刊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徐 泉,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

 

时 间:2012年5月26日晚7:0—10:00

地 点: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模拟法庭

 

谭启平: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西南政法大学最高学术讲坛迎来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张广兴。张老师也是我们学校法律系78级的校友,也是对我国民法学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债法有很深研究并有许多立法贡献的法学家。在我的再三邀请和要求下,张老师答应回母校做一次讲座。我给张老师出的题目是“法学研究与学术规范”。我认为这个题目由张广兴研究员来做是最为恰当的。

在邀请之后,我在想该如何介绍他。除了是我们的校友、研究员、社长和中国法学期刊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外,我想对张老师做这样几点个性化的概括:第一,是一位耐得住寂寞的法学家。杂志的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的人。一个好的编辑必须要能耐得住寂寞。张老师八二年毕业后就到了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法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一干就是三十年。张老师工作的时间可能超过了今天在座的许多同学的年龄。我估计,以张老师的性格,以后调动单位的概率可能比较小,因而可以说张老师把一生的年华和智慧都奉献给了《法学研究》编辑部和法学编辑事业;第二,是一位守得住清贫的法学家。《法学研究》是法学界公认的中国目前法学期刊中的权威核心期刊。《法学研究》能有今天的地位和影响,与张老 师和他带领的编辑团队的坚守和努力是分不开的。与《法学研究》高水平的刊物质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学研究》编辑部是我所到并见过的编辑部条件最简陋的 一个。许多学校规定,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就可以晋升为教授或者得到几万元的奖励。事实上,以《法学研究》现在的地位和影响,借助《法学研究》这 个平台,要实现个人的名或者利可能是十分便利的。但我所知道的《法学研究》编辑部,一直坚持以学术水平为选稿用稿的最高标准,不为名和利所动,以实际行动 开创和维系了《法学研究》这片学术阵地的清纯。如果没有张老师守得住清贫的带头和示范,可能就没有《法学研究》在中国法学界目前的金牌口碑和影响;第三,张老师是最难开金口的法学家。大家可以去网上搜搜,张老师很少去哪个地方做讲座或者发表什么文章。张老师不是明星级的教授法学家,但他确实有思想,很难请动他来做讲座。在我的再三邀请他下,在张老师毕业三十年之际,他第一次回母校来做这个讲座,很有纪念意义。 “法学研究与学术规范”应该是目前中国法学界都必须正视的问题。现在很多人甚至都成名成家了,但对学术规范却知之不多或注意不够。因而这个题目是很有意义的。在此,让我们对张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掌声)

我们今天请到四位嘉宾分别是:第一位是我们学校德高望重的李开国教授,民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也是我们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的学术顾问;第二位是卢代富教授,他是我们学校经济法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也是中国经济法学会副会长;第三位是许明月教授,他是我们学校《现代法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的主编。也是中国法学期刊研究会副会长;第四位是国际法学院的博士生导师、学校科研处处长徐泉教授。(掌声)

下面,让我们欢迎张广兴教授给我们做讲座。

张广兴:尊敬的李老师、各位老师、同学,重庆来得不多,毕业之后三四次吧,每次来的感触都不同。我们的学校的变化很大,重庆变化也很大。看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当年,大学四年影响很大,甚至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刚才谭老师对我的介绍也不能说完全没根据,但夸得很多。我对自己的介绍在中国法学网上有介绍自己的几句话。我对自己的归纳有两句话:没追求、没本事。没本事才会在一个岗位上待三十年不动,因为别的什么也干不了,没追求才会在安于清贫,因为挣不了钱。当然没追求会少很多烦恼。这次谭老师说来做讲座,那些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咱也说不明白,因为做了三十年的编辑,对写文章这方面多少有些心得,就以这个为题。毕业三十年了,回来三四次也没有跟同学们做过多的交流。今天也是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说的不对大家尽管批判。

谈 到法学研究与学术规范,现在说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学研究的转型。如果我们看了最近一两年的《法学研究》,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法学研究的编辑部正在组织法 学研究转型的讨论。除了各个学科综合起来在中南大学开了一次会以外,还分学科研讨这个问题。到现在,民法、民诉、公法学科都已经开过研讨会。大家基本上认 为,法学研究走过了三十年,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我们仍然面临这一个转型问题:为什么转、怎么转,实际上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更多的 研究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如果回顾一下我们三十年的法学研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法学研究因为我们国家从解放以后就基本上没有法 学理论上的研究,后来恢复了一些,到反右后,法学的研究就终止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制定法律,要建设中国的法制社会,便需要制定法律,制定法律又需要法 学研究作为前行。当时最初的法学研究就是介绍外国的理论和制度。大量的介绍性文章。到后来就开始对外国的制度和理论有一点分析,采用比较的方法,跟我们的 制度和现实做对比。这时比较法比较风行。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据说已经建成,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现实。通过30年 对外国的法制介绍,除了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外,基本上对外国的法制有一定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是沿袭原来法学研究的路子:跟外国做对比,提出立法建 议,这显然是不行的。现在就需要转型。我们已经当了三十年学生了。在与外国人交流时,人家是看不起我们的,人家把我们当学生身份,是没有办法和其平等交流 的。而相反的对中国的问题、特有的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多,有所研究也是对外国问题进行比较,比较完之后说还是外国的好、先进,一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 样,中国的法学地位在世界法学的地位就很成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提倡中国的法学研究要转,从原来的比较法转到我们的实证研究和法解释学。我们中国到底有哪些 问题、有哪些重大的问题或特有的问题而外国没有。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提出了我们自己的法律理论,这方面外国人就做不到,这就是我们对世界法学研究的贡献。现 在很多国家建立了中国法律研究所,跟他们交流就觉得其涉及的中国的问题是小儿科的问题。相应的我们学外国的制度就很难达到同一个等级和水平。所以我们要转 就是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儿,这需要我们去发现和研究。我们中国法学界都需要转型和研究,以前《法学研究》作为一个杂志基本上是等米下 锅,概不约稿,都在投稿里面选,登的内容都是从投稿里面选。后来觉得作为一种杂志,应该在法学研究中起一种引导作用,对大家产生一种影响,我们所关注的问 题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这也许可能促进我国法学研究的进步。前面那些研讨会开了几个,以后将会继续以达成共识。我们将来都是做法学研究的。写文章或许是不 得不写、或许是兴趣。我们写文章的目的大概是:拿学位、评职称。说到这个我始终挺反感。教育部要求每一个老师、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和前两年的本科评 估、计划生育可以说是中国最坏的三个政策。但是这政策没改变之前我们还要做些研究和关注。这是总的动向。我想大家最关心的是怎么写文章、要注意些什么。写 文章要注意规范,规范无非是规矩。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发散性思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要把它表达出来,写成文章要想发表或给别人看一定要遵 守一定的规矩,否则别人不知道你要讲的内容。所谓学术规范是我们写文章要遵守的规矩。这些规矩大致包括:学术研究的规范、学术批评的规范、学术评价的规 范。后面两个由于时间关系可能不讲,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学术研究的规范。

学术研究规范包括学术道德规范、创作规范、形式规范、引注规范、文字规范。

一、道德规范

现在说学术规范出问题了,我们凭直觉,感 觉最严重的就是道德规范上出了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很知名的教授,因为创作中知识产权问题闹到法庭上,闹得不亦乐乎。有的很有名的教授很有才,就因为这 个问题被撤销了教授的职称,有得校长什么也被免职等等。那么首先我们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而且很奇怪我们发现有的学校这类事情出的特别多,其实出的多 并不一定是他的学校比别的学校更严重。也可能是这个学校在这方面比较严格。就是有点问题就把你处理一下,也有可能。

但 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做老师做学生都是很斯文的,做学问是一个很斯文的事情,如果用斯文去扫地的话,这个确实是在社会上,比如文革的时候我们叫做“臭老 九”,那么我们如何为我们自己正名,这个确实是我们自己要考虑的。而道德规范里面包括法律规范。法律规范主要是表现在知识产权方面,但是更多的是没有违法 法律只是违反了学术道德。这样的事情表现很多,一个是不尊重或者说是无视他人的学术成果:写一篇文章不介绍别人的先期的研究成果,好像一切都是自己琢磨出 来的,都是在填补一个空白。第二个是重复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说做杂志的碰到的“一稿多发”,一篇稿子在几个刊物上同时发布或者先后发表,或者说稍微 改动一下;有的是原文的,连标题都不改。有的稍微改动一下就拿出去重新发表。说到这一点,办杂志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做出了一个声明,把这个放到学术报 告里面,就是反对“一稿多投”,“一稿多投”就是违反学术规范。《法学研究》不赞同这种提法,《法学研究》是提倡“一稿多投”反对“一稿多用”。因为按照 现在的著作权法,按照一般的稿件处理周期,一般两个月不用,两个月才给你一个消息,不用了。不用了,你可以投到其他的杂志。这样三折腾两折腾可能大半年过 去了,原来里边还有一些新鲜的东西,过 后可能就不再新鲜了,这样对作者是十分不利的,所以我们提倡“一稿多投”。但是投搞的时候,现在一般都是打印稿,你一定要留个底,就是你这篇文章到底投到 那些杂志。别一投出去连自己都不知道投哪里去了。然后如果一个杂志通知你准备用这个稿子,那么其他杂志方面一定要做妥善处理,也就是说如果发现一稿多用这 种情况,《法学研究》基本上就是终生封杀。也就是说以后不要到法学研究发稿子了。中国的法学期刊研究会也准备建立正式的黑名单制度。也就是说同样一篇文章 可能在两个杂志上一发,你这一辈子的学术生涯基本上就被断送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就是重复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到书店去看,现在 法律书架基本每一个书店都有,同一个作者其著作也会放很多,你看如果题目大致相同的话,内容来讲大致也相同。就是两本书大致相同,内容相差无几,那么这个 也是违反学术道德的。 第 三就是拼凑,也就是把别人发表的文章,东拼西凑作为自己的成果。这跟引用别人的资料不一样,拼凑完了也不加注释,当成自己的成果去投稿发表或者提交学位论 文。有的还经过了加工,把别人的观点搞明白了,有自己的话说出来,这也算有一定的劳动在里边,也可以说算有一点知识产权吧。有的就是根本不做任何改动,这 儿弄几句那弄几句,现在说是实行了重复率的检测软件,这个现象基本上可以减少很多,甚至杜绝。但现在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大家向介绍外国法方向逃避,外语好一 点的,就介绍外国的,中国的没有。用重复率软件检测,重复率为零,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现象。第四个就是署名问题,对自己没有实质性贡献的研究成果署名,这中 间情况比较复杂,多数情况下,老师和学生一起署名,有一些是老师为了提携学生总觉得挂上自己的名字发表稍微容易一些。因为一些杂志讲名人效应。有一些是学 生为了感恩,而且自己所取得的学识都是在老 师的指导下启发下取得的。虽然说都是自己写的但是出于感恩的目的把老师的名字写上。这个在道德上无可非议,但是在学术道德上看来就是不合适。我知道一个比 较有名的教授,我们一年收到他挂名的十篇文章,这就很难说他对每一篇都有实质性贡献。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第五,就是对自己研究作出实质性帮助 的人不做感谢。比如我们在考虑一个问题,也可能是跟老 师也可能是跟同学和同事谈论。有时候受到启发,有时候观点都是别人的。最后形成文章去发表的时候对于这个只字不提。这个也是不好的。当然有的也比较极端, 前几天在人大参加博士答辩,其院长就提议以后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规定,后面不准作后记。我说做后记才能最能体现他本色的东西,体现他的才华。这位老师说后面 感谢的人太多,而且对老师的赞誉,有些不太合适。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后面要感谢的人太多。人大前年一篇博士论文,作者在美国学习两年,回来以后,写 作单是后记就有二十多页,那篇感谢对象有名有姓的,我耐着性子数了一下共268个。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就是对你在学术研究中做了实质性帮助的或者实质性贡献的,尽管不能署名,但是你要感谢。这是一定要有的道德规范。

二、创作规范

(一)学术性与理论性

第 二个是创作规范,创作规范,第一要坚持学术性和理论性。什么叫学术性呢?这个电脑上网上查不打破。有学术但没有学术性的定义。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学术 是相对于政治而言的。当然在我们国家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有的时候不大容易分得清。但是有时候明显是政治问题我们就不要去动它。我们国家我们党有一大批官员 他们是吃政治这碗饭的。所以把政治问题交由他们考虑可能更好一些。我们就更多做一些学术性研究,不要动政治那方面。

所 谓理论性是相对于政策性研究而言的。我们国家的很多行政机关行政部门很多人就都在做政策性研究。在这个方面他们是有优势的,我们没有必要也去跟他们争着饭 碗。所谓理论性就是,一用现有的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问题。第二就是针对现实抽象出某种理论,对既有的理论进行修正从而促进理论的发展。这是我对学术性和理论 性的理解。梁慧星教授写的 《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大家很多人应该都有吧,已经出版了。他在那本书中界定学术性和理论性,内容表现在:第一,补白性,就是研究填补了空白。第二,开 拓性,你的研究比别人更深入更全面。第三,提出问题,现在能提出问题发现问题也是需要很高的学问的。不一定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你把问题找准了提出 来,也是学术性理论性的贡献。第四,超越性,就是研究超越了前人超越了他人。第五,总结性,就是对既有的理论成果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或者综述。但他这是针 对学位论文来说的。而发表的文章和学位论文还是有不同的,学位论文有字数要求,有些博士论文写三四十万字。那个好写。什么古希腊古罗马到中国的西周,别人 说了什么观点都可以把它放进去。但是它这材料的综述方面有他的贡献。但发表的学术论文一般就不能这么做了,它要求你得围绕你的观点来讲,稍微远一点就不要 说了。古希腊古罗马与我们关系不大,所以发表这方面的学术论文是很难写的。我们可以在书店里看那些六七十万字的书,你让作者把书中自己的观点整理出来写一 篇像样的学术文章。多数人做不到。里边也许有一些新观点但是新观点不系统。所以我说我们的博士论文你就写五万字,五六万字就是按照能够发表的那个标准。我 跟许多博士生谈论过这个事情, 他们说算了你饶了我们吧。现在你说写二十万、三十万字我们都可以达到,实在要重复率检查什么的,我们可以介绍外国的,要我写五六万字的论文,还要有新思想 还有想的很好,这个很难做到。我们现在博士有这么多,如果每年我们能产生这样一大批能发表的论文,那我们国家的学术研究水平一定是不得了的。这是第一个, 要坚持学术性与理论性。第二个是选题要有价值。在选题方面我们平时看稿子觉得存在的问题。一个就是不太了解国外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可能是对外国 的制度有所了解,对外国的理论可能有所了解。但是这些制度和理论产生的背景,它们在外国社会生活中间所起到的作用,还有外国的人特别是学者对他们的制度理 论评价如何,其实我们很多人是不太了解的。只是知道外国有这样一个理论一个制度。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总觉得是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们天天看报纸 看电视上网,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其实不尽然。举一个例子,对土地权利的研究,迄今为止,保守的估计博 士论文硕士论文我估计一万篇都不止,那么这些作者都在研究农民对土地权利的问题,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要设计一个符合农民利益最大化的制度。但是实 际上他们对农民对土地权利的需求并不一定真的了解。其有可能是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小范围,但是要设计一个制度在全国范围通用的话,就会有问题。由于不了解中 国的情况,也不深入的了解外国的情况,那么这种选题一定是有问题的。第二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做无效劳动。别人其实已经研究的不错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自己 还有研究。第三就是无的放矢,就是假想一个问题作为选题来写文章。选题要有问题意识、有创新意识、有精品意识。这是研究者对自己应有的要求,但是能不能做 到是另外一回事。

(二)选题

怎样确定选题呢?在确定选题时有几个原则要把握:第一,兴趣,比如有很多学生问我,其要写学位论文,写个什么题目呢?我 从来不给他们指定题目,不给他们命题作文。就说你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因为做学问是一很苦的事情,包括写学位论文很多时候都是被逼的,不写不行。一个很苦的 事情,如果自己再没有兴趣,那实在太痛苦了。所以选题要自己有兴趣,有兴趣的题目我们平常会更多关注这方面的信息。所以写起来这些素材就多一些。 第二,要考虑对问题的了解程度,如果对某些问题只是知道些皮毛,最好不要碰它;但如果对有些问题了解得比较多,也有一些思考,那么你就可以选择这样的题目来写。 第 三,要考虑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我们所做的研究成果无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性的,一个是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个理论建设,一个制度建设。理论建设需要比 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有些学科,可能就需要你说谁都看不明白、听不明白的话才行。所以如果你没有抽象思维方面的能力,选题的时候最好选择制度建设方面的题 目。 第 四个是外语水平,特别是做比较研究的时候,要对自己的外语水平有一个把握。外语水平不是说通过了四、六级考试,而是你对外国的资料,能不能真的看明白对、 外文资料的掌握程度如何。有一些人说,不懂外语能不能做比较研究呢?按道理来说是不能的,但是,我也确实参加过一个博士的论文答辩,前几年制定物权法的 时,其写的是不动产物权的变动模式。他做比较研究,比较德国、法国、日本的物权变动模式。其的比较涉及三个国家,该博士生懂不懂外语我不知道,但是论文里 面没有引用一本外文资料,包括参考文献都没有外文资料。因为德国的著作我们翻译过来了一些,日本的著作也翻译了一些,法国的虽然没有翻译,我们知道,北大 的尹田教授写过一本《法国物权法》,就用这些资料,他做了一个博士论文,对三个国家的不动产变动做了比较研究。当时我觉得这个不行吧,但答辩委员会其他人说,管他呢,上面有学校的学位委员会把着关。我说:但是我的这个意见应该写上.做比较研究如果是外语比较差的话,那最好不要选这样的题。

在 以上的几点考虑清楚以后,实际上还有一个选题的具体的问题,一个就是选大题目还是小题目。大题目就是宏观性的题目,比如说“论法治”“论人权”“论和谐社 会的法律调整”等等,这个好像写一本书,甚至好几本书都可以,但想把它归纳成一篇几万字的文章比较困难,但是也不排除有人有这样的能力。小题目就指针对微 观问题进行研究的题目。小题目如果就事论事,文章写出来总是不好看的,题目也小,论述的时候也局促,也有局限,所以写出来就觉得这文章深度不够,或者看上 去不太好看。太大的题目和太小的题目我们一般都不要写,就写中等题目,选一个中等的理论题目或者制度建设题目,这样好写一些。中等题目可发挥的余地比较 大,你可以偏向理论,也可以偏向实务,偏向理论的时候也不至于太空泛,偏向实务的时候也不至于干瘪,而且这样的题目可能涉及的问题和方面比较多,你可以面 面俱到,也可以选择某一方面重点论述。还有,就这样的问题,别人已经做过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作为你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也可以作为你批判的靶子。 这是大与小。

第 二个是实和虚。所谓实的题目,是研究实际问题的题目,它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某个实际问题。所谓虚的题目,就是研究抽象理论的题目。研究实际问题的 文章好写,因为它的素材比较丰富,针对性也比较强,有的题目也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做支撑。但是其不好的方面在于,有一些实际问题,它可能只是存在在某一个阶 段,所以这样的理论成果,它的生命力不太可能长久,而且问题大家都很熟悉,你的观点可能会受到很多人的质疑或者批判。研究抽象理论的文章,写起来不大容 易,需要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尺度也不太容易把握,写得太深了,看着太玄,写得浅了,有点四不像,但是这类题目可以吓唬人,也就是说我的文章你看不懂 只能说明你水平不高。那么这一类选题适合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强,或者说本科读过哲学的人来写这样的题目。比较好的就是实虚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其实我们大多 数的文章,都是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用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或者从实际中间生成一种理论或者修正一种理论,但这个想做得好也不是很容易。

第 三个就是冷与热。冷就是冷门,别人不太关注,这样的问题别人为什么不去研究一定是有原因,或者是别人认为没有理论价值,或者是觉得研究起来太难。那么研究 冷门问题,如果能够坚持下去,也许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大家。所谓热,就是热点问题,社会上有个什么热闹的问题我们马上跟上去发表议论,我们从法律角度去分 析,得出我们的结论,说的很热。但是热点问题,它热得快也冷得快,所以不赞成大家去追这些热点问题。因为热点问题,不管你说得再好,因为大家都在讨论,你 的观点可能就被别人的声音淹没了,没有太大的意思。但是用热点问题练练笔,是可以的。不求发表,就练练笔,这个对学生很重要。有的教授上课的时候,讲课讲 得很好,知识面很宽,对问题了解很深入,讲课很受学生欢迎,但写文章写不好,写出来以后就觉得很不好看,这就是平时他老不写,自己的想法他不能落实到自己 的文字上面。所以用热点问题练练手——当然最高境界是我们自己制造热点,让别人跟着炒(笑声)。

第 四就是新与旧。所谓新问题,就随着社会的进步,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新的法律问题;所谓旧,就是老掉牙的,别人已经做了大量研究的,甚至已经研究了几百年 上千年的问题。二者比较,新问题的研究容易一些,因为别人研究得不多,怎么着都可能形成一家之言,将来中国法学研究史上就可能出现张说、李说、胡说等等。 研究那些老掉牙的问题,是很难的,在这个上面提出新观点很不容易。你的想法,说别人没想到,一个人没想到可能,但说都没想到,不可能,中国人没想到可能, 外国人也没想到不可能。在老问题上做出成就,那可能要坐更久的冷板凳。但是,对旧的理论,如果我们一方面承认它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用新资料,采用新方 法,从新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尽管结论不新,但也是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从新角度,用新方法,新的材料,去论证原来既有的结论。这是选题 方面。

(三)研究方法

第 三个要谈的方面就是研究方法。现在许多论文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既有社会科学的,还有自然科学的,我们西北政法大学还有人用数学研究法律问题,给了我一本书 我也没看明白,大概就是三乘以三等于九就相当于法律上的什么东西吧,我没搞太清楚。那么这些研究方法,对更透彻地分析问题,增加自己观点的说服力,是有好 处的。发表的文章,一般在文章中是不讲自己采用了什么方法的,但是我们在看稿子的时候就会发现别人确实是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当然写学位论文的时候有一个要 求,就是说明你写这个论文用了什么研究方法。我发现有些人在谈到方法的时候有些随意,有的博士论文里面说我采用了十二种研究方法,在参加答辩的时候我就说 你给我说说其中的一个研究方法你给我说说是怎么回事,他其实说不明白。每一个方法本身其实都是很深奥的东西,不是说比较就是两个东西放到一块来比,这就是 比较的方法,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下面就两个方法谈谈我的看法。一个就是比较的方法,这是人人都在用但存在问题也最多的方法。存在的问题呢,一个是比较的素 材,就是拿什么来比。现在单纯比较法律条文比较少,但是,就针对一些文本,进行比较,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对理论进行比较,这中间的问题就更多。有的时 候我们看外国的法学流派,同一个流派中间又分多少派,有的派别我们不仔细看,觉得他们的观点都差不多,但是它们是有差别的,而当我们做比较的时候,往往就 将这些差别给忽略了,没有真正搞明白,就将之作为既定的东西,拿来做比较。那么现在比较都是拿中国的制度、理论或者现实做比较,这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比较 完了以后你得有一个判断,比较谁好谁坏。在判断的标准上,有不少人有一个预设,就是外国的法治、法治理论都比我们搞的时间长,所以他们应该是先进的,就把 他们作为一个标准,来跟中国比,那么一比,肯定是中国不如人家,这个结论都不用论证。如果发达国家之间,它们的做法、理论不一致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么 我们就以我们自以为了解的那个国家的理论作为标准。在民法上这一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谈到一个制度,比如说物权变动,德国的和法国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很多 的文章,很多的研究成果就说德国的好,法国的不好,为什么呢?德国的物权变动模式能够保证交易安全,比如你买个房子你要去登记你才能取得所有权, 法国的不行,法国的一签合同,所有权就转移了,别人不知道。那么按照这种推论的话,那么法国通过买卖导致的所有权变动一定是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因为它的 交易安全没有办法保证,但事实上法国人家也过得挺好,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民法典中的规定不是很周延,不是很严密,它有其他相关的法律来补救。还有各个国 家的民族性不一样。因为我们对德国的法律了解得多一些,对法国的了解少一些,所以就认为德国的好。那么这几年又推崇英美法的东西,大陆法的似乎又受到了很 多批判。这是批判优劣的标准问题。既然有这样的标准预设,比较的结论往往是不可靠的。第三个,就是比较的目的。比较的目的很单一,基本上是批判我们中国的 理论和制度,几乎就是通过比较的方法。审视前些年中国法学的研究成果,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促进了我们的研究和理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从文章的研究 结论上来看,我们中国落后的很,因为研究各种问题的都有,每个人的研究结论都是外国的好,那么中国就是哪个方面都是一塌糊涂。实际上不尽然,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它有它的特点,就是说解决同样的问题,不一定需要同样的理论、同样的制度。

第 二个是实证的方法,就是我们中国在法治建设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它的表现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出来,但是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们是否定 现有制度,还是对现有制度进行修正就可以解决问题——很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自觉的,总觉得有问题了,外国又有现成的制度,那就按外国的来吧——那样很 省事,但是外国的制度拿到中国来可能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到那个时候还得进行改造。所以,我们现在的研究有的时候对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真问题)没有更多地去发现,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中国法学研究要转型,就是要往这个方面转。

当 然我们的实证研究少,甚至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原来奉行“司法神秘主义”,现在仍然有一些法院、检察院还是不告诉你,保密。还有实证研究需要钱,需要 很多的精力,它实际上还有很多技术性很强的东西,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缺乏的。所以,在中国实证研究不是很发达,这个以后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学研究来说,如果没 有实证的素材做支持的话,我们的理论可能都是飘在半空中。当然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去做这种实证研究,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去做这个(实证研究),只不过是大家 要重视这个东西(实证研究)。就是写文章的时候不要从理论到理论,要更多的关注一下现实,现实真的到底是什么样。这是实证研究的方法。那么现在,《法学研 究》发表了一些实证研究的论文。我们发的这些论文,从技术角度,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能有一些是很基本的问题,学过社会学的根本不会 犯这样的错误。但是,我们只是要表明我们的态度,希望大家去关注中国的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们的见解,提出 我们的解决法案,提出我们的理论。这是关于研究方法。

(四)论证

那 么创作学术论文第四个方面就是论证。一般情况下,文章的基本论证方法是立论,就是确立一个基本观点,然后围绕这个主题全面阐述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有的时候 也要用驳论,也就是说对别人的观点进行批驳,展现他的谬误,然后推翻他(的观点),从而确立自己的观点。有的文章纯粹就是批判的,比如说:《法学研究》2010年 第六期发表了刘维贤的《后代人权利理论批判》,就是关于我们现在搞环保,环境、地球不光是我们这一代的,我们要考虑后代人,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有一种天然 的权利,我们不能侵犯他们的权利。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就说:后代人权利纯粹瞎扯。他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批判。还有去年第六期,发表的一篇巩固的《环境法律观 检讨》,从五个方面对现在我们国家的环境法学研究进行批评,其实自己的观点他没有很明确的说,但 是他否定了一些东西,实际上他自己的观点也大致的能够被人看得出来,但是他没有正面论述自己的观点。就是说,文章可以先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也可以完 全是批判别人的观点,但更多的是既立自己的观点又批评别人的观点,这样的文章比较常见。

那 么论证里面,第一个论证要注意体系性。以民法为例,大陆法系的民法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有的时候不一定很完满,不 一定能够十分的自洽。我们说德国人最长于这种思维。最近我们那有一个编辑去德国看望他女儿,他回来说:“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德国人喜欢思维”我问:“怎么 回事?”他说:“德国有个小镇,那出了几个大家比如康德等,为什么呢?因为那冬天很冷,屋里呆着很不舒服,他们又没有别的事情干,那就坐着琢磨问题呗。” “气候影响论”可能也是一种说法,就德国这个民族长于思辨,那么它的理论、它的法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体系性最强的,逻辑性最强的,但是他们的法学家也仍 然有事干。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新情况对既有的理论和制度不断的提出挑战。原来的制度不能实现,不能体现新情况的要求,怎么办?改原来的体系很麻烦 的,不像我们,我们都是粗线条的,我们的制度和理论都是粗线条的,我们的开放性很强,容纳性很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容纳进去。德国人不行,他们设计的很精 密,所以他们要加一个东西,改一个东西就会对他的整个体系造成一种损害,所以德国的法学家总是有饭吃,他们总在琢磨这个问题,就像现在的电脑一样,总在打 补丁。

我 们觉得一个法律制度或者一个法律理论,它自身有它的体系性,但是这个体系性一定是牺牲了有些东西的。比如说,汽车的发动机有很多零件,那么在设计发动机的 时候,一定不是发挥每一个零部件的最大功力,一定是对有一些东西进行了抑制,然后让它整体发挥最大的效能。所以,有的时候在研究我们的论证的时候,我们论 证一个制度,论证一个理论,要注意其体系性。比如说,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说的很周严很完美,但是(把它)放到体系里面就可能对体系造成冲击,甚至 会破坏整个体系。这个是我们要注意避免的,就是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它和左邻右舍的关系。再一个,我们写文章也要注意体系性,要自成一个小体系, 原来叫做“系统论”,现在叫做“体系性”。文章中间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要有一个通篇考虑,要前后左右都照应到。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称为“梁 氏作文法”,梁慧星教授以写 文章为乐趣,他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大年初一还在屋里关着写东西。他写东西的时候先把中心和主干写出来,像画树根一样或者向上或者向下,这个问题涉及到几个 大的问题,他把它们标上。涉及到这些大问题,比方说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有可能涉及到第三层次的哪些问题,第三层次的问题又涉及到第四层次的哪些问题,画出 来就像一棵树,或者像一个树根一样。然后他在那琢磨,哪一节离得远了,哪一节可以另外写一篇文章的,先挂在墙上在那琢磨。那如果不画自己在那琢磨行不行? 也行,但容易琢磨乱。我把他这个“梁氏作文法”(这个叫法我没经过他同意,现在有电脑了,思维还是这样,可能他现在不画图了)推荐给(琢磨去不去法院当副 院长的机会)他们,我说你把去的有利的方面列出来,不利的方面也要列出来 , 不去的有利的方面列出来,不利的方面列出来。他们说:“这些东西我都考虑过了”,我说:“你把它挂在墙上和你在脑子里面考虑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挂在墙上 一看就明白了,脑子里面昨天想的今天要重新想,想着想着就想乱了。特别是涉及到比较难取舍的这种事情,越想越糊涂。我说:“你真要挂挂试试”后来有两三个 人对我说效果还真的不错,当然最后他的选择是对与否这不知道,这个不说,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写文章其实也要这样,也要有体系性的考虑,我们的主线是什 么?主线发出去的枝杈要多少?再下面的枝杈还要不要?要哪一些?要有一个体系性的考虑。

第 二个,论文要注意逻辑性,也就是说,你的结论是一步步推导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形成逻辑这样一个要求,有论据有论点,论据和论点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论据能够 支持你的论点,不要八竿子打不着,还要前后一致。比如说,对同一个问题,前后的价值标准必须坚持统一,不能前面说应该公平优先,后面又说效率优先;前面说 要保护弱者,后面又说双方的利益都要照顾,这个实际上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所以价值判断要一致,就是要讲究逻辑性。

第 三个,论证要简洁。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两三句话都能说清楚的却说很多,最后把听的人搞的不明白了。相反地,有一些需要详细论证 的,特别是有新意的地方,正是要论证的重点,而有些人却把它当作没什么可说的,这样的研究成果、文章看起来就不是很舒服。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所谓“理论基 础”的这种提法,什么东西都是它的哲学基础、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没有一个是中国的什么东西作为基础,一弄全找到外国哲学家那去了。甚至,我们中国的人民 调解制度,它的理论基础也到外国去找,外国人可能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是那是我们中国的那些制度的理论基础吗?那些方面,我觉得有一个不是很合适的现象,就 是泛哲学化,不管什么东西,最终要找到外国的哲学家那去,垒一大堆哲学的东西,外国的法学家反而被忽视。有很多文章,我们一看外国人都说了什么,它很少拿 外国的法学家的观点作为论证的参考,而拿那些哲学家的。哲学当然很重要,但是哲学味太浓了,而且很多是跟说的东西是不搭界的,或者是人所周知的这些事情。 人不吃饭会饿的,这个老百姓都知道,没必要去亚里士多德那里找什么根据,完全没必要。所以我们写文章要少一点这种哲学的色彩,要有法言法语,要使我们这个 圈子里面,我们的法学界都能看明白,这个就是写文章的基本要求。堆一些很多外国哲学家的话其实是没有用的,如果是有用的话,它起的是坏作用,反而觉得你不 知道为什么要引那么多东西。

三、形式规范

创 作规范里面还有一个是形式规范,其就是一定的内容要用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同的研究成果也需要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现在又很多学校的老师写的文章被杂志 退回来,一个很常见的理由就是写得跟教科书一样,像教科书那样把一个问题讲的很全面很周到,从概念说起,然后一层一层的,一看哪个方面都说到了。教科书不 能遗漏重点和要点,但是写论文有一些完全是可以省去的,就是论文有论文的形式。现在实际上,我们很多学生从小学汉语,也写过无数的周记、作文、议论文、记 叙文。但现在写论文的时候,老觉得驾驭不了,就是不能够很容易的把自己的想法、观点表现出来,这个是需要练习的。现在《法学研究》或者法学期刊对文章对投 稿的要求大致是这样一个路子,你的文章就分成三步,第一步提出问题,第二步分析问题,那下来就是解决问题,就是这个三段。提出问题要交待问题的由来,这中 间包括研究的大致状况,即经 过大家的研究还仍然存在的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研究的不足,只有把这个问题交待出来了,人家再往下看才有理由,才知道你为什么会说下面的这些话,这是一个逻辑 的起点,一定要交代问题。当然,提出问题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那么,下来要对问题进行分析,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多方面多角度的分 析。这一个就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也就是本论。那么在这一部分就要对别人的观点进行全面的归纳和整理,并且加以评判,表明自己的看法,赞成哪一种观点,反对 哪一种观点,赞成的理由是什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说 “我 赞成”,“孰值赞成”就是很值得赞成也可以。但是,光赞成别人的观点,到最后就成了别人的观点的总综述了。一定要提出来自己的新观点,那么这个时候,不能 对里面引用的观点全都赞成。批判别人的观点也不能随便批判:“他说的不对”,一定要认真的批判,并且搞清楚人家观点中间的内在关系。这是第二部分,就是本 论。第三部分就是得出来结论,就是把自己的观点加以归纳,如果是制度研究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出来立法的条文,或者修正的条文。在这个部分还要交代一下,这个 问题进过自己的研究还存在什么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整篇文章要有一根线把它串起来,而且还要呈现递进关系,就像别人看你的脉络很清楚,从提出问题到 中间的论证,到最后你得出的结论,是用一根线把它们串起来的。为了使条理更加清楚,文章要使用各级标题。标题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逻辑层次混乱,同一级标 题不在一个逻辑层次上,具体的就不举例子了,其实,看看很多博士论文,光看标题就能找出来很多毛病。

四、引注规范

第 四个呢,就是引注规范。引注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在我看来引注的作用至少有三个:一个是表示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第二个是为了保护自己,自己提出了一个观 点,然后就引证一个说法差不多的,意思是说不光我这么说,这个大家也这么说,那个权威也那么说,你要批我就批那个去。就是保护自己,当然有的时候在政治 上,引用一段邓小平的话,也可以在政治上起到保护作用;第三个作用呢就是表示自己书读的很多,有一些那个引注很多,一篇文章有几百个,引的书也是什么都 有,那么资料的使用,就是引注方面经常存在的常见问题,一个是资料比较贫乏,就是你应该收集的没有收集到;第二个呢就是比较陈旧,有的时候我们强调一手资 料,其实二手资料也可以用,但是呢,往往比较陈旧,有的甚至是几十年前的那种著作,比如说,三十年代我们国家翻译了一本宫本英雄的《英吉利法研究》,就是 在前些年还在引用这本书里的东西,实际上,当时翻译的时候,别人都说那个有点过时了,但是,过了几十年我们还在用,资料比较陈旧。

有 可能的话,我们还是要用比较新的资料。那么对于引用资料有一些要求,一个呢就是要尊重作者的原意,不可以断章取义,这是谁都会这么说。有的文章它的引注很 多,光外文著作可能都引七、八十本,大部头的外文著作,这个时候我们总是有一个合理怀疑,就是你对外文的这些书你真的都读明白了嘛?真的都读过了嘛?真的 都读明白了嘛?如果没有读明白,就可能引错,就可能不是人家的意思。所以现在呢,《法学研究》就发了一个启示,以后引用外文资料的,你要把外文资料的首 页,书嘛,就是封面,这个标题页,还有引用资料的所在页,还有版权页,得复印下来备查。要不然你真的看过这本书了没有,这本书到底在哪说过这句话,你翻译 的对还是不对、理解的对还是不对,那我们要查一下。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伪注,根本没有这个人、没有这本书,瞎编一个,反正找也找不着,找不着是你资料找的不 全。确实有这种现象。关于引注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大段的引用别人的、基本上是外国人的观点,引完了古希腊的、引古罗马,引完了德国的、引美国的,几千字过 去了,仔细看看全是人家说的,自己的观点就找不着了。本人把别人拉来是为了支持自己,到后来看上去,光是别人的,自己反而没有位置了,成了别人学术观点的 一种介绍;再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引注就没办法写文章,在这个上面杂志的引导有的时候是有一点问题的。就是说看一篇文章,如果引注很少的话,有的责任编 辑觉得这篇文章没有价值,或者说你要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别人的研究成果你没观察到,所以首先就对文章产生了一种怀疑。那么就要求文章下面有很多的引 注,这样反过来又影响到我们的作者,你编辑不是喜欢这个嘛,我就给你多引,有用的、没用的,有没有必要我都给你引用上。这个呢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说当引的要引,不是必须的不要引,这个要把握一个度。所以现在《法学研究》在最后处理文章的时候、加工文章的时候,会砍掉很多注,就是有些注完全是没必要 的。比方说,有的注是众所周知的东西,某一个大家是否说过无关紧要;而有些东西呢,这个能够写论文的都是有一定知识的,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也是常识性的东 西,也没必要引用外国的东西;还有什么一个单词、一个概念,后边非要引上一个外文注,甚至引用德国法、法国法的时候,后边加一个英文单词,感觉很怪,就是 里面弄了很多注,但是真正有价值的注不是太多。所以,还是提倡,必须注的不能不注。那反过来说,注释以必要为限。

那 么,注释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网上资料怎么办?因为网上资料有它的特殊性,当时你看的时候你能查着,过了两个月可能没了。所以呢,原则上,能够在其 他地方找着的就不要引用网上的资料,比方说,有些数据国家有权威数据发表,最后都形成文字的东西、书面的,那这个就查那个书面的。还有有些事情的报道,网 上的东西不能信,就是这儿发生个什么事情、那儿发生个什么事情,网上传的大都不可信,失真的很多。举一个例子,就是湖北有一个厨师跳楼,跳楼的那个案子, 说这个酒店是几个当官的家属合资经营的一个酒店,后来那个厨师跳下去自杀啦,公安鉴定是自杀,后来闹起来,网上就传,政府为了息事宁人拿出来二十五万给死 者家属,把这个事情摆平了。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是一个经营性的酒店跟政府没关系,死一个厨师,政府拿出二十多万干嘛?后来我一个同学在维稳办,就是国 家的那个维稳办,我说那到底怎么回事,他说闹着玩呢、你别信就是了,全是瞎扯。所以,网上的东西,作为一个资料最好不要引用,引用要慎重。尤其是不要引用 网上的学术观点,网上的学术观点是不可以作为一种资料使用在你的研究成果中间的,如果要用后边也要写上最后的登录时间。

那 关于创作最后一个规范就是文字规范。文字规范上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做编辑,有的时候看问题会多一些。一个就是不精炼,大白话、口语化反复说,或者是很欧 化,写出来的文章像翻译作品,而且还属于那种硬译的、死译的那种,看上去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个人家乡是哪的,说话是那种风格。

在 文字方面,第二个就是文章的大标题。现在我们看文章,就是各个杂志上面还有浅论、略论、试论、初论,还有这样的标题,我们经常会给作者改标题,我们一看到 浅论、略论、试论、初论,这样的文章我们一般是不看的。为什么呢?你自己都在那没搞明白,没搞清楚,你写什么文章,你回去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再回来说。所 以,在标题上用这种文字看上去很谦虚,实际上是很不当的。现在这样的问题少了,但是还没有杜绝。那更常见的问题是一个标题写的很长,有的要用两三行才能把 一篇文章的标题印下来,那后来责任编辑是问我怎么办,我说改,他说怎么改,我说怎么精炼怎么改。有的时候作者还不同意,其实我在那开玩笑,因为《法学研 究》有这么一个规矩,就是每发一篇文章,责任编辑都要对文章进行修改,就是保持人家的内容不变、观点不变、论据、逻辑等不变,但是文字上要做修改。现在涉 及到标题要做修改,无论你这个标题怎么修改,只要把这个中心意思突出出来,你给它起一个标题,然后跟作者商量,作者还认为责任编辑改的还不错。就是那个很 长的标题,看上去很不舒服,你为什么就不能用几个字就把你的中心意思交代出来呢?还有就是主标题不说明文章的内容,非要加一个副标题。除非万不得已,我们 一律不使用副标题,副标题一律砍掉。就是有的时候标题很虚、大标题很虚,副标题作为正标题反而更合适,那我们就使用副标题当作正标题,把正标题删掉。还有 就是标题的文学化,文学色彩很浓。其实我们写东西要法言法语,也要讲究一个规矩。

第 三就是句子。有的文章句子一大段,一逗到底,就是中间全是逗号,最后才来一个句号,行云流水、一泻千里。有的一句话七、八十个字,中间连个逗号都没有,一 点也不为心脏不好的读者考虑,读着读着、看到精彩的时候还要念叨,念的时候你总要缓道气吧。有的本来不长的一段话,把它掐成几截,让人读起来断断续续的, 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前一个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一样,一句话都分好几段说,什么黄河小,浪底大之类的。

第 四个就是用词。写文章要用中国词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当然词语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一些新词也出现在我们国家的媒体中间,有一些外国的词也逐渐成为中国的 词,这很正常。但现在写法学文章,我觉得这两年还好一点,前几年北大毕业的那些年轻的学生用的那些词全是我们翻译了一批外国的法律学术著作,翻译的时候里 边创造了很多词,这些词就被这些年轻人就觉得挺好,写文章的时候就放进去,这个看上去就头疼。其实很多东西用汉语中的词完全可以说明白,非要用一个很怪的 词,当然那个词也不是还怪,就是慢慢琢磨琢磨,琢磨两分钟也能琢磨明白,也觉得这个词挺好。但问题是读文章的时候不能一会停下来琢磨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 思,一会就得停下来,这会把人搞的很烦。所以就是没有特别需要的时候,就用我们学到的、掌握到的、通行的这些法律概念来写文章、来展示观点、展示你的思 想,完全可以做的到。而有一些词慢慢的变得大家都能接受,其实它到底什么意思也搞不清楚。比方说,前两年有一个词叫“理路”,始终搞不明白这个“理路”是 个啥,听着意思模模糊糊也知道。然后有一次我在办公室提出“理路”是个啥意思,当时我们编辑中间有三个博士,我一说,他们都说“理路”都不懂,我说我不 懂,哎呀,他们脸上都很不屑,“理路”你都不懂,那么“理路”是啥意思呢?三个博士呢,第一个说“理路”是什么什么意思,我正准备表示赞同,第二个说不 对,你说的不对,不是那个意思,第二个一说第三个又不同意了。结果三个人说出三个意思。一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创造新词不 好。就是能用大家现在都能接受、明白的词把你的思想说明白,就是一个高手。如果必须依赖创造一个词才能把意思表达明白的话,这我就不知道是不是高手了。那 么归纳到最后,我们这个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就不说了。

最 后,就是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好文章。你们总认为你们发的是一些好文章,社会上也总觉得比较有名的杂志发的不说每一篇都是好文章,至少好文章的比例会高一 些。但是发出来的每一篇文章,大家的评价其实都不一致,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所以说好不好其实也是一个个性化很强的东西。在我看来,一篇好文章有以下五 个方面:一个是有问题意识,在现在要特别强调中国问题意识,研究的问题属于真问题,就是不是在那无病呻吟,反正就是说研究的是有用的。现在社会上存在各种 各样的问题,大到联合国改革,中间的中国将来的社会走向,小到隔壁邻居两口子吵架,这些都是问题。但是这些不能都拿来做学术研究、不能作为法律来研究,我 们要研究的是已经存在的,或者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说将来会出现,虽然现在没有。人类毁灭以后,就是世界末日以后,人与 人关系的重建,那太远了,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不太远的将来一定会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对我国立法、司法、法律适用等法治建设有重要影 响的问题。

不 宜成为法学论文选题的,一是非法律的,或者是没有法律意义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江主席提出的以德治国,以德治国跟法学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法学界围绕以 德治国开了很多的研讨会,写了很多的文章,我们《法学研究》经常收到诸如“以德治国在建设中国法治社会的意义”一类的文章,我一看,不用,这不是法律问 题。再比如说研究婚姻法的人,前段时间提出的要根治小三问题,这是没有法律意义的,跟法律没有太大关系。再如说我们现在研究的医患关系,强调病患有知情 权,知情权是什么权利,我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是它的法律意义到底如何,产生医患纠纷了,病人说医生没告诉我,这个最后影响法院的判决吗?影响对事实的认定 吗?作为病人,大夫应该告诉他,医院应该告诉他,但是这个知情权它在法律上的意义到底如何?第二个是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三权分立,这是个法律问题 吗,至少在我们国家不是,还有军队的国家化问题,也有人做这个研究,在我国党指挥枪这个观念体制下,军队国家化行吗?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政治问 题,是一个法律问题。第三是法律已明确有规定的并且这个规定也没有显示出不合理的问题,比如说前一段国家为了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做了很多的动作,我 们学界也有人跟着研究这个问题,这个在我国法律上早有规定,这个研究就没有必要。第四个是凭想象想出来的问题,就是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前段时间的《婚姻 法解释三》,大家现在可能比较关注,很多人包括一些教授从保护妇女的角度批判,说《解释三》特别是房子问题,对女方不利,其实这是个伪问题,具体理由我不 说了,这并不是个法律问题,所谓的对女方不利,其实是对男女方是一样的。

所 谓有问题意识,是要研究真问题。好文章的第二个标准就是有新意,新意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观点新,别人没有说过的;第二是资料新,别人没有用过的;三是方 法新,这个方法别人没有用过;第四个是角度新。当然观点新最好,但是资料新,方法新,角度新也是新意,它也有它的价值,第三是概念清楚,你讲问题适用的概 念到底是什么含义,主线要突出,观点要明确,论证要充分,要符合逻辑符合体系,能够自圆其说,这个刚才都讲了,自己的说理部分要说清楚,要让别人看清楚。 第四个是结论或建议符合我国的实际,符合法律的基本原理,符合社会的生活经验,能解决现在或者将来不远的问题,我们搞法学的学术研究,跟自然科学的研究独 立于研究对象不同,我们的研究者是研究的社会,我们身处其中,因此受自己的经历、知识背景、价值取向等等的影响,所以在得出结论的时候还要讲究客观性。第 五是文章的结构合理,文字要好,有一句话说文章人人会写,各有巧妙不同。刚才讲的都是在平常看文章的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实每个人都能写好 文章,真正写好文章的人,无非是在写文章的过程中避免了别人经常犯的错误的这种人,谢谢大家!

谭启平:张 老师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就法学研究的转型、在学术规范上应该注意的五个问题,好文章的标准或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有深度的讲解。我 听了以后感到很受启发,很有收获。我相信在座的老师还有同学听了以后也都应有非常多的收获。再次对张社长表示感谢!(掌声)

我们今天到场的四位嘉宾,是我们学校老中青三代在法学研究领域有很多贡献的老师。在学术规范建设方面,我认为他们也是在西政老师群体中可圈可点的模范人物,所以我今天也把他们请到场,请他们针对张社长的讲座,结合他们自身的体会做些点评。先有请我们的李开国教授!

李开国:我们学校请外面的专家教授来做讲座是经常的事,法学方面过去主要是讲一个理论的问题,或者一个制度问题,或者一个立法问题,过去梁慧星教 授在这里讲过博士论文的写作问题,但是从法学研究和学术规范这个角度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可以说,广兴这个讲座是第一次。我感觉有些东西从我们平时观察中 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但是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样系统地理论地讲法学研究和学术规范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是讲不出来的,只有从事了三十的编辑工作,《法学研 究》张社长这样的人才讲得出来,因为他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指出来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需要转型,在过去的研究是什么状况,别说过去,就是现在,今年硕士论文博 士论文还是如此,就是一个问题,从罗马法到近代到现代,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最后针对我们自己的制度批判一通,最后结论就是要把外国的制度加到我们的制度之 中,就是这样一个套路,这个东西在一段时间内是必要,但是三十年了它还是这样,这让我心里不是滋味,但是我无法表达,不知道究竟哪里不对,我现在终于明白 了,原来是我们需要转型。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学习就需要这样,我由此还推演到中国在学习外国人的问题上也是十分极端的,最初严复、孙中山学习西方,因为 中国贫穷了,西方强大了,学他们科学技术、学他们的文化、学他们的法律制度、学他们的政治,但学来学去,老当学生,看来这个路走不通,我们得另外学,学马 克思学列宁学苏联,后来学到最后发现苏联又是修正主义,也不行了,就搞我们自己的,搞三面红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个也不对。小平同志来搞改革开放, 说市场经济不姓社也不姓资,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学习西方有关的法律,这样一个研究的过程,这个过程最初是必要的,但到现在为止,是不是也有一个本土资源 的问题,也有一个和本土相适应的问题呢?所以广兴提出我们要独立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学习西方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不能老当学生,我们要慢慢的超越他们,要 成为他们的先生,这个问题在我们法学界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这是法学研究的问题。写作规范更是成体系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也意识得到文章好不好,但是究竟 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却不能具体地说出来,只有广兴、许明月这样做了编辑工作的人才说得出来。不管是对学生也好,教师也好,不管怎么说,科研是我们重要的 工作内容,不做是不行的,怎么做好,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最后让我们学校感觉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上《法学研究》《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这种期刊的 文章太少,作为我们学校,现在应该在广兴这个讲座的指引下,探索出今后研究和转型的方向,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另外,在写作规范上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差文 章,他也提出标准了,大家朝这个路子努力吧,希望我们的老师学生能有更多人能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

谭启平:谢谢李老师!下面有请卢代富老师做点评。(掌声)

卢代富:尊 敬的张广兴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启平教授让我来担任张老师今晚在这里举行的“法学研究与学术规范”的嘉宾,我一方面感到非常高兴,因为 这可以为我提供一次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如何进行法学研究、如何信守学术规范的难得机会;但另一方面,我也诚惶诚恐,因为我最怕“金开名家论坛”这种高层次 讲座中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让我对知名专家的讲座进行点评;也正因为如此,当启平教授让我来的时候,我推脱了一番。说实在的,对今晚张老师的讲座,我愿意来 也肯定会来,但我希望只是作为台下听众的一员而来。

对张老师的讲座,刚才李开国老师已经做了很好的点评,待会儿《现代法学》的主编许明月老师和校科研处长徐权老师也会做同样精彩而且非常专业的点评,所以,我的发言就简单一点,仅对张老师的讲座谈一些体会。

张老师的讲座给我印象很深的东西很多。

首 先,是法学研究应当转型的问题。以前,虽然我们体会到了这一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国家也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增强我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话 语权,但是,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仍然对此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其典型表现是:一味地用国外的话语体系来看待中国的问题和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把发达国家的做法或者法律规定视为蓝本甚至奉为圭臬,而对 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现实性缺少应有的关注,所提出的对策有相当一部分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的产物,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本土。在以往的教学等工作中我发 现,我们有的老师和同学在做学术文章上,往往采取第一部分概念和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国外情况、第三部分中国的对策的框架设计,而其对策,或者不是基于对国 外情况的研究启示而得出,出现为研究国外而研究国外的、国内国外“两张皮”的现象,或者干脆“按照国外改造中国”。我们也意识到这种学术研究进路所存在的 问题,并试图做一些努力来改变。例如,我曾要求同学们写文章不单独设置外国研究部分,而将对国外的研究融入到相关问题的探讨之中,但我觉得这又有矫枉过正 之嫌。究竟如何做,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张老师今晚对法学研究如何转型所发表的观点和介绍的经验,为我们适应和推进法学研究转型提供了思路。

其 次,是关于学术规范的问题。张老师在讲座中对学术规范的内容阐释非常全面、系统,我听后受益匪浅,这里仅涉及少许。张老师对不规范的学术行为进行了概括, 可谓一种新颖的观点;他指出,学术活动违反法律规范、虽然没有违反法律规范但违反了道德规范、在道德上无可非议但在学术规范上有问题,都是应当避免和谴责 的。由此我想到,以前我们在指导研究生论文中,都要求通过重复率的检测,但我们或许很少意识到,会不会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将别人的东西拿来修改,改得 “反剽窃”软件不能识别从而通过检测,但观点却是别人的。按照张老师的提醒,这是违反学术规范的;只要我们稍加思考,这也确实应该如此。但我们往往会忽视 这种做法的非规范性。此外,指明出处的过度引用,这似乎不违背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但张老师提醒了我们,这同样不符合学术规范;而对此点,我们也许很少去 追究。我想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对于全面遵循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和学术规范,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 三,是关于研究兴趣的问题。张老师强调了研究兴趣对于研究成效的重要性,结合自身的工作,我感到需要思考和做的工作很多。尽管我们在以前指导研究生中也强 调,同学们应当发现和培养自己的研究兴趣,但在另一方面,现在研究生数量多,学位论文选题难度大,有些选不出来题目同学,我们便推荐一些题目供他们选择。 听了张老师的讲座,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否科学值得反思。我想,培养研究兴趣同时也是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的过程,不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来说,都值得重视。

总 之,张老师今晚的讲座,既然学术规范的一次解读,同时也是对法学科学研究方法和行动方案的一种诠释。可以这样讲,在当今比较普遍地存在对学术规范或者不 知,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无奈放弃的现象的情况下,这次讲座至少给我们在座的各位怎样做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指导。对我们老师来讲,这次讲座提供了一套怎样进行 法学研究、怎样指导我们的学生进行法学研究的方案。张老师关于法学研究转型和学术规范的观点,对我们老师和同学以后的学术活动,包括论文怎样选题、怎样写 作,怎样打造出张老师所说的“好论文”,我想都是大有裨益的。所以,我最后说一句:感谢张老师精彩的讲座。(掌声)

谭启平:谢谢我们卢代富老师的点评,卢老师作为我们西政的中青年教师,如果他算中年,那我也算中年,因为我们是同学。卢老师在学术规范方面做得也是最优秀的人之一,在学术规范执行这个方面来讲,卢老师既是理论的探讨者也是实践者。卢老 师除长期担任《现代法学》责任编辑外,在指导学生论文方面也是学校最认真负责的老师之一。作为老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对学生论文指导时,并不一 定都是学术观点的讨论、论证。我一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说观点,是可以胡说八道或标新立异的,只要自证其圆就可以,但是我们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应 该在基本的学术规范方面我们应该保持统一。我们老师在指导论文的时候,不管是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抑或本科生的论文指导, 老师们都是非常痛苦的,而这个痛苦就来源于我们推定大家应该知道的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很多人许多都不知道。我认为,即使你的论文观点非常新颖,但连最基本的 学术规范都没做好论文绝对不能算是一篇好论文。有时候我也说我们经常参加论文答辩所得的那点答辩费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学生学生写 出的论文连最基本的规范都不知道,能让我们参加答辩的人不痛苦吗?同学第一次不知道可以理解,但现在我们很多的不知道却是因为我们的老师们不知道,或者我 们老师们的老师也不知道,这就问题大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讲座应该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及时的。这里我可能多说了几句。下面 我们有请我们的许明月教授点评,他是我们《现代法学》的主编。(掌声)

许明月:张老师是我的同事,同时也是我的老师,因为我博士是在中国社科院读的,在读博期间,特别是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张老师就给了我很多的指导,从那个时候(也就是95-96年左右)开始,我就接受他的指导,从他那里获得了很多有益的知识,特别是在论文写作这一方面,对我有着很大的帮助。现在我主要从事编辑这个工作,也得到了张老师的大力支持,我记得我是10年3月到《现代法学》编辑部岗位的,同年5、6月份张老师就带着整个《法学研究》的编辑队伍就过来了,给我们现场指导,特别是对于我这样的新手,给予了很多的指导和帮助。

今天晚上张老 师围绕法学论文写作的学术规范这个主题作了非常系统的讲授,使我们受益匪浅。我觉得,一下几点特别重要:首先是我们法学研究转型的问题。我希望大家一定要 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过去作为法学研究最重要方法而运用的比较研究方法,或者是介绍外国的一些制度的这些方法,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已经是 成为历史了。我们要真正地将眼光转到国内,转到我们中国的现实,去发现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现实生活中具有法律意义的问题,来对中国的问题进行研究, 在法学研究转型时期,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种转换的意识,我看现在有不少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在选题方面还是有些没有改过来,通过今天张老 师的讲座,希望在我们以后更多的关注中国的现实以及现实中的法律问题,在论证一些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也要把国外的一些经验、制度和理论放在一个合适的 位置,我们以前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认为外国的都是正确的,如果中国没有的话,就直接把外国的拿过来就行了,如果中国和国外的不同的话,中国要按国外的制度 去改,这样的逻辑判断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是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的前提下来进行研究的,现在必须要真正地改变这种思路,这是 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研究方法方面,我们也要有一些根本性的转变,我是非常赞同张老 师的观点,中国现在的法学研究应当更多地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我们要对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通过一些数据、第一手的资料、通过调查研究, 来提出问题、分析、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把法学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推进一步。我们注意到国内现在有不少期刊发表的论文也在朝这个方向转变,有一些是通过调研的 数据,来支撑解释社会现象、或支撑学术观点,这一类文章在近几年得到了一些期刊的重视,实际上我们《现代法学》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一类的文章,拿事实和数 据来说话,我希望更多的研究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通过自己大量的调研写出来的文章。文章要出彩,在研究的方法上也要有一个系统的转变,在未来,我希望能看 到更多这一类的文章。这是我的第二点感想。第三点感想是,张老师今天讲到了很多论文写作规范,也是我们做法律研究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规则。如果我们的文章能够符合张老师所讲的这些规范的要求,我想肯定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现在我看有很多硕士生论文实际上不是论文,我同意张老 师的观点,写论文一定要有问题意识。你发现了问题,才能写出论文;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就是无病呻吟,没有必要写这个论文。论文从功能而言,是讨论问题的文 章,现在很多人把论文写作成了教材,可能没有将论文与教材区别开来。教材是传授知识的媒介和形式,写作教材的目的是将比较专业的知识传授给大家。为这个目 的而写作的是教材,其内容可以没有观点,没有讨论,将现有被认可的知识汇集起来传递给大家就可以了。而论文首先要有问题,整个文章要围绕中心的议题进行讨 论,提出自己的观点,运用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是对某些观点提出质疑,然后提出质疑的依据和理由。论文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讨论问题的文章, 而我们现在很多文章缺乏这种问题的意识。在创新方面,如果对于一个问题没有自己新的看法,我认为,论文也没有写作的必要。发现问题,进行一定思考,通过思 考而有自己一些新的认识,这个时候才有写作论文的必要。对问题有所思考,并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自认为有所超越,有自己的新的认识,接下来才可写作论文。

发现问题,并通过思考对问题有新的认识,我认为,这是写作论文的两个基本要求,满足这两个要求以后,就是论文写作的问题了,如怎么安排文章的结构,如何进行表述,如何组织材料等。在这个方面,张老师的讲座也给我们提供了系统的标准。

对我而言,今天的讲座让我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特别是张老师倡导的法学研究的转型。《法学研究》是法学研究类期刊的领头羊,我们《现代法学》,包括“西政学报”,也将应积极响应这个倡导,努力为中国法学研究的转型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要说的就这些,谢谢大家。

谭启平:谢谢许明月老师,下面我们有请科研处的徐泉处长,也是我们国际法学院的徐泉教授。

徐泉: 尊敬的张老师和各种位前辈老师,各位同事还有同学们晚上好!在台上我感到诚惶诚恐,因为我的职责是在台下为各位专家学者服务,所以在学校的学术讲座上经常 看到我的身影,通常是在台下。这场讲座对我来说意义非常深远。我和张老师是第三次见面,两次都是在西政,有一次是在北京,当然那次是全国性的法学期刊年 会。张老师有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大家不一定读过,叫做《法学研究之路——法学研究30年内容摘要汇编》。这本书洋洋洒洒50多万字,这是本什么书呢?我花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成书于2008年。这本书摘录了《法学杂志》发刊30年期间近600篇文章的体量。这本书是张老师亲自编辑的,读这本书,仿佛是把法学研究30年的进路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如果读这本书后会发现,这并不是简单的摘要,也不是仅仅汇总,而是倾注了张老师心血,对每篇文章只有500字体量的高度浓缩。此书出版后,在出版界和学术界反响非常强烈。在西南政法大学六十周年校庆时,我校《现代法学》一位资深编辑,林士平老师,也仿照此书写了一本《现代法学之路》,55万字。是收录到当时整理60年 校庆文库文丛中时最厚的一本。当时有人问,这本书卖的好吗?我说这本书不是拿来卖的是拿来看的,拿来欣赏的,拿来体会的。后来我将这两本书拿到一起做了比 对,我才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张老师是法学界最资深的法学编辑之一,我们林士平老师固守《现代法学》编辑岗位也长达30多年。我有幸从2002年开始在《现代法学》做兼职编辑,我非常能体谅编辑人的职责,操守以及某意义上的牺牲精神。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触。

今 晚的讲座,我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一下主题,就是“学术的规范和规范的学术”。我想其中蕴含了四个方面。第一是一种转型意识,或叫转型命题。刚才张老师和其 他老师都作了深刻的阐述,我就不再展开。第二是讲学术诚信。“无信不立”,因此,学术诚信成为一种社会共同关心的话题,甚至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第三是 问题意识。什么样的问题是真命题,什么样的问题是一种“问题”而且是一种真问题。第四是学术人的思维品德、操守和责任。从今晚张老师的讲座大家会体味到这 样一句话“文章千古事,妙手偶得之”。其实后面还有两句注解,范文澜教授先生在写《中国通史》时,在自序中写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与各位共勉,谢谢大家!

谭启平:谢谢我们的徐泉老 师。确实每一次学术讲座都凝聚了我们科研处所有老师的心血,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作为一个老师在西政组织一场学术讲座还是非常艰难的。从我个人而言, 很难出面联系法学界的专家学者来我校讲座,所以每一次我都非常慎重。而每次只要是我联系的学术讲座,都得到了科研处的大力支持,借此机会,向科研处的同志 们表示衷心的感觉!(掌声)

我们的四位嘉宾针对张老师的讲座都做了非常精彩的点评,从不同的角度,对如何进行法学研究,如果遵守学术规范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下面我们先请张老师简单的回应几句,然后再请张老师来回答同学们几个问题。

张广兴:谢谢刚才几位点评嘉宾的肯定。其实我做讲座比较少,但是在平常座谈聊天中都会提到,《法学研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稿子,平常学术研究到底需要注意什么事情?这次讲座就是把我以前的想法整理了一下,希望能对大家有用处,同时也期待着在座的各位更多的支持《法学研究》。

作 者和杂志的关系也就意味着作者是杂志的衣食父母,现在杂志不像五四时期,那时编辑可以写文章,有些杂志里面发表的全是编辑写文章,而现在是不可能,故现在 发表的都是研究者的文章。如果没有研究作者的支持、抬爱,《法学研究》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同时也期待着在坐的各位能写出更多的让人眼前一亮的精彩文 章!下面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大家可以问。

谭启平:有什么问题,就站起来问吧。

同学一:非常感谢张广兴老 师今天晚上的讲座。那么您刚才提到我们应该研究或者说回归中国的一些现实问题,那我就想问关于如何搜集实践中的一些材料。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些材料是比 较保密的,比如说中国关于每年的死刑执行问题,还有一些关于判决书的披露公开,我们想查阅也查阅不到,您有什么建议可以推荐给我们?

张广兴: 你要想知道这个死刑每年杀多少人我也没办法。是这样,我们国家司法的透明度是越来越高,而且法院内部他们也在搞一些资料库,而这些资料库以后它会部分的向 社会公开,包括有一些不太明敏感的事实、数字,它会对公众,当然不是对所有的公众可能对某一些研究所(公开)。比如你要去问一下法院,它可能不告诉你,但 是你这个学科的带头人去问,他可能就问的出来,只要不是太敏感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研究的时候,如果这些数字实在拿不到,那也没办法,那是客 观现实。我们可以研究些案例,现在案例法院系统公布的很多,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也在做指导性案例这样一个制度,指导性案例呢,现在公布的很少,它的效 力到底如何也没有一个定论,下面应当参考不参考怎么着,到时候可能有些评论上的消息吧。那么将来会公布更多的这样的案例,对那些案例我们也可以评述,就像 对我们的司法解释一样,我们也可以批评。就是说在网上,可以搜集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同一个问题你搜集几十个案例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我们不去碰那些特别敏感 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搜集检索整理我们再发现一些,可能司法机关不认可,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东西。就利用这些手段吧。所以现在国家之间搞 这个间谍,靠收买可能占的比例十分小,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从公开资料上搞到的。虽然说我们不去做间谍,但是要关注这些能够公开接触的资料。

同学二:张老师你好,我想问的问题是一篇好的文章应当怎样谋篇布局,甚至是在这个结构和提纲上应当怎样设计,包括在文字上面怎么来设计这个问题,尽量具体点,谢谢。

张广兴: 我说不了很具体。实际上,我们写文章,其实跟给别人讲课或者给别人交代一件什么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逻辑思维和习惯,就是我们首先列出来一 个提纲,你自己看着别扭不别扭,然后给别人看看这是不是很顺畅。然后我第一步要交代什么东西,第二步交代什么东西,到最后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了,而且有可能 让别人接受我们的结论,接受我们的观点,那么这个结构就是最合理的。其实比如刚才我说的接受问题,是从哪来的,其实都是看大家写的文章,大家为什么都那样 写呢,实际上大家已经分析了。它没有特别的要求,当然还有些细微的差别,你比如不同的题目,不同的问题,写法可能多少有一些差别。但是大的还是那三大块, 首先提出问题,你要论证这是一个问题,下面就分析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解决,最后得出来你的结论。一般是这样。那你要说具体的一个什么,具体的问题, 具体的文章,那可能有一些差别。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让你满意?

同学三:张老师,我想问两个问题。张老 师在作讲座中提到说法学研究要保持学术性,保持理论性,然后和它对立的是政治性和对策性。我觉得法学应该是一种实践性的科学,它必须要与这些包括对策性保 持一定的联系,否则我觉得法学就成为一种脱离地面的飘的东西了。然后就想请老师对这个做一个进一步的解释。第二个问题是,老师提到的法学研究的一个转型, 提到我们现在借鉴比较法遇到了一种困境,但是我觉得老师没有提到一点就是我们中国法学“从何处来”,我觉得解决这个东西才能够让我们更自信地解决“往何处 去”(的问题)。然后同时补充对第一个问题的(疑问),老师您提到法学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就是说我们摆脱政治性,摆脱对策性,这样的话我们如何保持法学 研究的实证分析的进度?请老师回答一下。

张广兴: 是这样,我讲那个“学术性”和“理论性”的时候,就是我说了在网络我查不到什么叫“学术性”,什么叫“理论性”,对于“学术”和“理论”这两个概念是有 的。那平常它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所谓“学术性”,我指的就是说相对于政治;纯粹的政治问题,我们肯定能够举出无数个纯粹的政治问题,我们不要去 碰它,这些让薄熙来呀之类的政治家去研究它。薄熙来属于研究的不好的,对吧。那么还有很多研究的好的政治问题,我们不要去碰它。所以“理论性”,它是针对 简单的对策性研究。在大街上有一个人抢了别人东西了,怎么办?他跑。那么我们对策上公安机关怎么对策。而我们可能要去研究的是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之后怎 么避免这种现象,不是简单的出个事我们怎么解决它,更多的我们要讲究些理论的深度。我就这个意思,不知道说明白没有?这个法律呢,法律是个好东西,但是法 律不是万能的。我们现在有一个“犯法律化”的这样一种思潮,认为任何社会问题只要通过法律都能解决,其实不行。还有一个,我这个说法不一定对啊,就是我们 的法学研究者或者法律理论研究者,我们不要把法律当作一个革命的工具,不要指望着法律去改天换地,这个从来都是幻想,特别在我们中国现代,你指望着法律去 改变我们中国具体的政治,很基本的那些东西,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法律我们的研究者,我们在承认这个现实的前提下,因为我们认为现在的体制有一些弊端,那么 我们通过我们的研究让这些弊端减少到最低程度。有某些东西我们是改变不了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是无可作为的。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承认现实,在 现实中间怎么样按照我们设想的一种比如说我们搞法治社会,按照这个方向,我怎么能很小的一步就往前走,不要倒退,不要出现那些违背我们意愿的倒退。历史往 往会开玩笑的,比如说六四,不管现在评论起来还是像刚开始那会儿,其实当时学生或者一些政治家的主导思想是不对的,结果中国的法治倒退了十年都不止。所以 有的时候人们的主观愿望和你做的事情一定要能够配合起来,我们把中国的法治慢慢地往前推移,什么时候我们达到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质变不是改变中国的制 度,咱们不说这个制度,就是我们可以做更大的贡献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是铺垫完成的时候。一开始就指望着我们的法律就怎么怎么着,就可以对政治做出改变, 这个是至少在中国是不太现实的。可能我说的比较保守。

谭启平: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因为时间关系。好吧,再加一个,这位同学后面再提吧。

同学四:张老 师您今天的讲座,感觉就是有点曲高和寡。我就是想谈一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遭遇。我也想写一些能发表在《法学研究》上的非常有深度的文章,但我参加 我们学校一个科研立项,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把文章写了想去发表,就发现我们本科生写文章非常难发表,我们把稿子交出之后,很多情况之下都发表不了,出现 这种情况。研究生发表文章无可厚非,但我们本科生要想在一些普通刊物上发表文章,就得花几个钱。我们寝室有一个同学,他就是在网上复制粘贴一下,140块钱发表文章,就给科研立项结项了。但我们就不行了,我们如果好好写,在一个好的刊物上发表非常之困难。我想问问老师对我们本科生写文章和发表有什么建议?还有徐老师,科研处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能够为我们本科生发表文章提供一些便利?

张广兴:徐老 师我先说哈,因为我不属于教育系统的,但是我上过学,也受过其害。这个问题我是不赞成本科的时候一定要写论文,但是我强烈建议本科的时候要写文章,我甚至 认为我们很多的课程到最后就是开卷考试,每人给我写个五千字,三五千字的,一篇左右的,这个对我们将来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有好处的。那么实际上还锻炼了我 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甚至组织归纳这种逻辑思维等等都是一种训练。对我们的文字能力也是一种提高。我们社科院对硕士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包 括我……因为我们那儿一年学生加到一块只有十个名额,我们一般的,现在带不了了,原来三年以前能带一个,包括博 士,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说你每个月都要写出来一个东西,写出一个文章,你写啥都行。今天吃了饭挺香的你也把它写下来,可以。但是你不能记流水 账。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文体不限,你写诗歌都行,就是说让你把你心里想的东西你通过书面把它表达出来,你能不能表达准确,能不能把你心里的想法真的完完 整整的很准确的表达出来,你用很优美的或者很工整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一个训练。所以本科生不一定要写学位论文,我倒觉得拿些学士学位写什么学位论文 (没有必要),但是平常一定要多写文章,这是我的看法。

徐泉: 好的。问到我们科研处的工作了,非常感谢这位同学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和支持,特别是这种鼓励和鞭策。大体说几项工作,我上个星期接手看了一下,这样的问题很 多。有些同学问这个文章怎么结项,帮我看一下,就在杂志四百、五百的买了一版,然后发了。坦白地说,这是制度方面的一个漏洞,没有经过学术方面的检测。希 望能够通过今天晚上的讲座学习到更多,也希望通过你的这个提问触动我的工作,我回去以后一定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列上我们科研处的工作日程。谢谢你。

同学五:张老师,首先感谢你来西政给我们作讲座,我要问的问题是您刚才说到我们在法学论文的写作过程当中要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但是在中国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的时候,肯定要用到外文文献。就是您如何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正确的看待外文文献的引用和搜集?

张广兴: 其实刚才有同学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研究中国问题,我们用什么,我们总要有一套理论吧。那么理论从哪来的?首先我们学习的,学习我们前人的一些 理论,学习外国的一些理论。那么当它们不能融合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我们改造。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也需要这些,中国这么多年的法律学习,包括外国的这 种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的制度、概念,其实我们也都基本上掌握了。但是当我们回来看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的有些东西在我们这儿用是不好用的,那这个 时候,那就逼着我们要改造它们,提出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能拿他们的东西、他们的制度和理论来套,一套不符合,那怎么办?那我们当然不能让人家改啊,只有我 们改。这个,结论很简单,但是没有用。

这 个阶段很简单很容易,但是没有用。当我们真的发现我们中国有什么问题,我们去解决问题,这个解决问题不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它的合理性更多的是个现实合理 性,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哪里喊共产主义最好,我们能实现得了吗?实现不了。美国的制度最好,我们能施行吗?也施行不了,日本的这一点挺好,法国的那一点 挺好,我们都拿过来组成一个大杂烩,也不行。所以首先要把中国的问题搞清楚,比如,农村土地问题,土地权利问题,外国没有这个问题。有的时候问这个写论文的博 士,你认为最彻底的是什么?这不是废话吗,所有问题都不存在了。这里又不能搞政治性很强的东西,那怎么能够更充分的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呢?这就需要去认 真的考虑,不同的地区对土地的需求不一样,在沿海地带,土地对他们而言其实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就要去摸清楚中国的具体情况,摸清楚中国人对我们说的权利 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我们拿着既有的理论体系去分析,但是有时候会发现既有的理论体系不行,那就要休整。那么逐渐的中国的理论不就形成了吗?这个时候那外国人看见我们搞法律的那都得叫老师了。

谭启平: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提问就到此。我利用主持人的身份,最后讲几点:今天晚上张老 师和我们的四位嘉宾一起给我们贡献了一场高水平的讲座。最近,大家可能对我们学校的讲座进入了一个相对的审美疲劳的时期,因为最近的讲座很多,今天晚上就 有两场,在图书馆的学术报告厅还孙长永副校长主持的一场,如果孙校长不主持那边的讲座他也会参加今晚这边的讲座的。最近博士论文答辩,来学校的专家学者也 比较多,我们平时也是很难把他们请动,所以最近讲座很多。实际上,我们过去的或者说在此之前的很多讲座,更多的是关于具体制度或者部门法问题的,关于今晚 这样方法论的讲座在此之前比较少的。我觉得,我们从事法学研究包括法学知识的学习,一方面要学知识,这可能是我们比较热衷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学 方法。我在讲课过程中经常讲,方法本身也是科学知识,方法也是科学,而且方法比知识更重要。因为学会了方法,你就学会了如何去获取知识,去传播知识,去创 造知识,这样一个基本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今天张老师讲座对于我们师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张老师的讲座中,有很多新知识,新经验,新体 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法学研究中,张老师提及的要充分重视学术规范,要充分重视中国问题的研究,我完全同意!这应该是我们在做研究和学习过程中都应 该充分重视的问题。仅就法学研究的转型和中国问题的研究,结合我个人的实践来看,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应当充分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2010年和2011年, 我连续两年承担了国家软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研究国家财政投入的科技项目如监管监管以及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监管的体制、机制和手段问题,已完成的成果受到中纪 委、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的高度重视。有关领导经常要求听课题新成果汇报,因而课题的研究任务让我和课题组的同志们有点喘不过气。所以从我们的事例可以证 明,法学研究只要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存在的真问题,是大有可为的。第三,在讲座最后快结束之时,再次表达我的感谢之意:感谢科研处、法律硕士学院对我们讲座 的支持!感谢民商法研究生会的同学们在这个讲座的组织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每一次的讲座,如果没有同学们的辛勤劳动,我们的讲座可能就难以顺利进行。 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张广兴老师和我们的几位嘉宾,在百忙之中能够抽出时间来进行和参加今天的讲座!也可以说,这也是在给西政建设高水平大学做贡献。最后,我们更应该感谢在座的老师和同学对今天晚上讲座的盛情参与!当时张老师接到讲座邀请时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周末去做讲座有人听吗?我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张老师两天前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此,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掌声)

(录音整理:谢潇 李红玲 张文清 夏吉红  刘伟 刘敏敏 赵阳 朱兴叶 蒋欢 葛剑锋)

来源: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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