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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是怎样讲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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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在联大开 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 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 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 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 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 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 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橘瓣式的…… 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 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 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 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 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 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 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 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亚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 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 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 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 几乎全都忘了(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 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

沈 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 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 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 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 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 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 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 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 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看。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 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 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

学 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 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 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 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 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 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 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 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 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上“上官碧” 的名字。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 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 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 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

沈 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 “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 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 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

沈先生后 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 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 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我曾戏称他搞的 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八十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记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 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 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以作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 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

沈 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 ——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 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 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 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外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 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 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文 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 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 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 “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 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有人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 玩!”

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 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 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一晃,四十多年了!

【作者】:汪曾祺

【来源】:腾讯网

2015:西方知识界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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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西方价值,这不只是保守派的呼声,也成为左派诉诸的目标,虽然各自出于相当不同的理由,依据不同的理论传统。这是西方思想界的一个新动向。

 

震惊之后:辨析恐怖主义的渊源

巴黎,西方的文化之都,年初经受的伤痛未愈,又在岁末遭遇了更为血腥的袭击。2015年成为世界震惊之年。

震惊的感受来自恐怖袭击的残暴、突发及其目标的不可预测。《伦敦书评》的一篇文章如是写道:“黎巴嫩内战前的贝鲁特曾以中东的巴黎为人知晓,而 今天的巴黎却越来越像是西欧的贝鲁特,一个涌动着族裔冲突、人质劫持和自杀式炸弹的城市。”贝鲁特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今天的巴黎,也可能发生在明天的伦敦、 柏林、纽约或者任何地方(甚至北京在圣诞节期间也发出了预防恐怖袭击的警告)。所谓“伊斯兰国”(ISIS)11月公布的最新“敌国名单”列入了全球六十 个国家。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暗自庆贺“风景这边独好”。

更深的震惊源自思想上的晦暗不明。从《查理周刊》事件到“黑色星期五”,激发了西方思想界风暴般的讨论:什么是恐怖主义的根源?如何才能有效地 遏制与防范?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将就此被改变吗?所有这些问题都难以获得确定无疑的答案。但受惊的心灵往往急需一个简明的解答才可能平复。迫切与焦躁中, 久已窃窃私语的一个词汇浮现出来——“伊斯兰”。那么,所谓“伊斯兰国”的兴起与伊斯兰宗教传统之间是否相关?这是相当敏感和令人困惑的问题,也成为当下 辩论的一个焦点。

驱逐困扰的一个方式是将两者做干净的切割。奥巴马总统声明:ISIS“不是伊斯兰的”,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领袖联名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这也是西方 思想界的主流观点。美国官方呼吁用“达伊沙”(Daesh)来替代以往媒体常用的“ISIS”或“ISIL”的指称。但困惑与质疑之声仍然遍布社交媒体的 各个角落。“切割”声明或者“更名”手法似乎很难平息实际上持续存在的激烈争议。

《大西洋月刊》冒天下之大不韪,在2015年2月发表了该刊最受关注的长文《ISIS究竟要什么?》(网络版有近一万七千条留言评论)。作者伍 德(Graeme Wood)大胆宣称,“实际上,ISIS就是伊斯兰的,十足的伊斯兰。……它最热衷的追随者所布道的教义,源自对伊斯兰教融贯甚至精深的阐释。”伍德承 认,将ISIS问题仅仅视为“伊斯兰的麻烦”是流于表面的,甚至是为其辩白,因为伊斯兰教允许多种阐释,ISIS的支持者只是在道德上固执于自己选择的一 种阐释。但是,反过来简单地将它“指控为非伊斯兰的(un-Islamic)却可能无济于事”,因为“这个哈里发的许多实践在平白写就的经文中得到了背 书”。伍德的文章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他随后在《大西洋月刊》网站做出澄清、修正与回应,但并没有收回其基本观点。

普林斯顿大学的海科尔(Bernard Haykel)教授被带入了辩论的漩涡,因为他被伍德誉为“在IS意识形态问题上最具发言权的世俗权威学者”,也是其文章所援用的主要学术依据。海科尔在 一次长篇访谈中指出,ISIS是在特定历史脉络下的偶然产物,“伊斯兰教中没有什么注定的东西会导致ISIS”。虽然ISIS的确根植于纯正的伊斯兰经 文,但这些经文必须经由阐释才能得到理解,而阐释总是具有其时代性。ISIS却认为,任何对旧有阐释的挑战都是叛教行为。“他们声称我们必须返回第七世 纪,这是要否定过去一千年伊斯兰教法传统的法理复杂性。”因此,ISIS的问题在于其“非历史的神学”,假装过去多少世纪的历史从来没有发生,以此为他们 的暴行辩护。但与此同时,海科尔没有放弃自己原初的看法。“许多人说伊斯兰是一种和平的宗教,但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有时是和平的宗教,有时是战争的宗 教,这取决于我们在讨论哪个时代。”最后海科尔强调,对ISIS的诊断与应对不应局限于宗教维度,而必须将此理解为“逊尼派阿拉伯世界更深的结构性问题的 症状”,包括政治、经济、就业和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这需要阿拉伯社会本身开启漫长的改革。

《大西洋月刊》随后发表了宗教研究教授达戈里(Caner K. Dagli)的文章,对伍德予以批评。作者首先质疑了伍德专业资质的可信性:一名非穆斯林的作家何以有自信辨识《古兰经》和《圣训集》的“平白含义”?何 以判断什么样的阐释是“严肃的”?“引经据典”的解说并不是正当和严肃阐释的证据。此外,作者指责伍德的观点会使众多穆斯林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 选择沉默,会被那些要求他们“发声”的人所谴责,但如果他们表达了在宗教上与ISIS的根本区别,又会被看作是在自我欺骗或欺骗众人。在这种残酷的逻辑 中,“他们想要与ISIS真正决裂而免遭怀疑的唯一方式,就是完全抛弃伊斯兰教”。

法国著名左翼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11月23日在法国北部城市奥贝维利埃发表演讲,现场视频几天后上传到YouTube。12月11日长达二十六页的演讲英译文本在多家左派 网站上发布。他主张,真正的思考应当始于这样一个原则:“没有任何人的作为是莫名其妙的。”所有非理性的、罪恶的和病态的行为也同样构成思考的对象。“宣 称不可思议永远是一种思想的失败,而思想的失败恰恰是非理性和罪恶行径的胜利。”他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宏大的阐释图景,分析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文明何以造就 了三种病态的当代主体性(西方的主体性、渴望西方的主体性以及虚无主义的主体性)。而ISIS正是资本主义病态主体性的产物,本质上是当代法西斯的一种形 态,宗教只是为其提供身份标识和神圣外衣。他呼吁年轻人、流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开启新的思维方式,为“重归解放的政治”创造条件。他相信,在当下的危机中 有可能创造第四种主体形象:“寻求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的支配,而自身不陷入虚无主义”,这将赋予我们“一种消化和废除猖獗的法西斯化的能力”。

法国人类学家奥特朗(Scott Atran)曾领导研究团队多年实地考察恐怖主义团体成员和活动。他在《永世》(Aeon)网络杂志发表长文指出,西方有许多人将ISIS轻蔑为虚无主义 的冲动,但他们的研究工作却发现了更为险恶的威胁:ISIS 是一场革命,如同此前许多革命一样,带着救赎的使命。这是“一种具有深刻诱惑力的改变和拯救世界的使命”。

世界将会因此而根本改变吗?年末,《纽约时报》刊出杜拉特(Ross Douthat)的评论《自由秩序的崩裂》。这位年轻而知名的保守派作者哀叹,“2015年对我们的制度是一个死亡象征时刻。”在冷战后的二十五年间,自 由主义现代性的整体大厦虽不理想却一直相对稳定,没有什么外部对手(无论是俄罗斯、伊斯兰或者中国)能真正提出更好的选择。而今天,那个自称的“哈里发” 提供了新的反抗现代性的样板,并且已经抵达了欧洲的心脏。“这是体制崩裂、防范溃败的一年,这是提醒所有秩序可能消失的一年。”

西方舆论每年都会有类似“狼来了”的呼叫,这一次会是真的吗?“黑色星期五”的暴行常被比作“法国的9·11事件”。许多美国人当时都说“9·11改变了一切”。的确,此后十多年许多事情发生了改变,然而远不是一切。

 

欧洲移民危机与捍卫西方价值的左右共识

欧洲尚未从金融风暴与债务危机的冲击中完全复苏,又遭遇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为逃脱中东和北非的战乱,大量难民横渡地中海进入欧洲(至8 月底,已有三十五万一千名移民和难民进入欧洲,有两千六百四十三人丧身地中海)。9月2日一名三岁叙利亚男孩艾兰在海中溺亡,遗体被冲上海滩的照片被媒体 刊发,令世界震惊与动容。9月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暂停此前相关法规的限制,允许被匈牙利阻拦的难民进入德国。2015年德国接受了大约一百万难民。德 国的榜样一度感染了整个欧洲,但难民问题背后仍然潜伏着深层的危机。巴黎11月13日发生的血腥事件撕裂了暂时而表面的共识,关于“欧洲穆斯林化”的焦虑 感再次袭来。

“野蛮人就在里面,而且这里没有门”——以此为标题,保守派的悲情斗士斯丹恩(Mark Steyn)迅即写下了他对巴黎袭击的时评,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赞叹这是“迄今为止读到的最强有力的反应”,并在其《旗帜周刊》网站转载。斯丹恩的要点简洁明了:这并不是奥巴马所谓的“对整个人类和我 们共享的普世价值的攻击”,这只是对西方的攻击,对西方人造就的现代文明的攻击。穆斯林并不信奉言论自由之类的西方价值。所谓“普世价值”对当今世界“大 部分区域是完全异己的”。但欧洲却决定邀请几百万穆斯林来定居,而其中大部分人要么希望现代西方社会和所谓“普世价值”灭亡,要么对这种灭亡完全冷漠,这 就给ISIS的生长蔓延提供了“很大的适宜地带”。斯丹恩在接受Fox新闻频道的电视访谈时指出,欧洲想要以情报系统和监控检查来阻止恐怖袭击是徒劳的, 根本无法应对如此众多的移民和新难民。同化机制也不会起作用,穆斯林移民不会作为公民效忠于移居的欧洲国家,他们的忠诚与归属所向是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 这是比民族国家更高的信念。他说自己在十年前就发出了警告,但“人们都说我是危言耸听”。的确,斯丹恩是一以贯之的,他在2006年出版的畅销书《孤单的 美国》中对欧洲的伊斯兰化做出了完整充分的分析:只有美国社会的多元化仍然可以维系,而欧洲实际上陷入了不稳定的二元化:西方的欧洲和穆斯林的欧洲。文化 多元主义导致的奇特结果是改变欧洲去适应新移民的文化,而不是相反。但福利国家的困境、欧洲人的低生育率以及老龄化,完全无法匹敌年轻的、生育旺盛的穆斯 林移民扩展他们的信仰和价值。反恐战争对美国而言主要在本土之外,而在欧洲同时是一场“内战”。放任的移民政策会使欧洲持续不断地伊斯兰化,结果就是“我 们所知世界的终结”(原书副标题)。

捍卫西方价值,这不只是保守派的呼声,也成为左派诉诸的目标,虽然各自出于相当不同的理由,依据不同的理论传统。这是2015年西方思想界的一个新动向。

年初,左翼政治哲学家沃尔泽在《异议》杂志发表《伊斯兰主义与左派》,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漠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虐现象,采取无批判的同情态度, 放弃了自己理应坚持的启蒙主义传统及其基本价值。在沃尔泽看来,这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左派格外害怕被指责为患有“伊斯兰恐惧症” (Islamophobia),这是右派的标志。

“伊斯兰恐惧症是宗教不宽容甚至仇恨的一种形态”,这当然是错误的。它混淆伊斯兰宗教与其极端主义和狂热分子之间的区别,是误解和歪曲当代穆 斯林的一种固执偏见病症。然而,避免偏见的良好愿望并不能成为回避正当批评的理由。否则,“伊斯兰恐惧症”就成为一个借口,只要一触碰伊斯兰问题就会被谴 责为种族主义。但我们可以做出“完全正当的批评,不只对伊斯兰狂热分子,而且也可以对伊斯兰教本身——就如同对于任何宗教一样”。而大多数左派陷入了“对 伊斯兰恐惧症的恐惧”。沃尔泽的文章引发了丰富的辩论,《洞察力》(Fathom)杂志还为此组织了专题讨论。

几个月之后,更为激进的左翼明星知识分子齐泽克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声音:扔掉这样一种禁忌——“任何对伊斯兰右派的批判都是‘伊斯兰恐惧症’ 的证据”,他坦言“受够了许多西方自由左派担心被认作犯有伊斯兰恐惧症的那种病态恐惧”,这是道德受虐狂的表现。这篇发表在“In These Times”网站的文章,题为《作为巴黎袭击的后果,左派必须皈依其激进的西方根基》,从中可以听到齐泽克几乎咆哮般的打破“禁忌”的呼吁。他不仅不怕被 视为“伊斯兰恐惧症”患者,而且不怕涉嫌“欧洲中心主义”。如果移民的文化与西欧的人权和平等价值观念相抵触,就不能过于放任宽容,要受到最低限度的规范 与规则的约束,包括“宗教自由、保护面对群体压力的个人自由、女性权利等等”。只有在这些限制下,才能坚持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他也不怕被误解为“文化 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因为将“欧洲解放的遗产”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错误的禁忌。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与地方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情投意合,“文 化多元性的面具是靠实际上的全球资本的普遍主义来维系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西方文化价值(包括平等主义、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福利国家,等等),“经 由批判性的阐释,恰恰能够用作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武器”。齐泽克近来的一系列言论在左翼阵营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会改变以往左翼政治的某些取向吗, 或者会被当作“叛教者”驱逐?

 

奥巴马的政治遗产

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尚未结束,从年初开始对其政治遗产的讨论就陆续不绝。《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在1月隆重推出“奥巴马历史项目”,其网络版发布了五十三位历史学家对“奥巴马的历史遗产”问卷调查的全部回应,并以“封面故事”在纸 质版中分八个专题摘录了部分调查内容。“二十年之后人们将如何看待奥巴马及其行政当局?”回应者包括一批美国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个别其他领域的学者。

奥巴马是第一位入主白宫的黑人总统,几乎所有回应者都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历史意义与象征意义。学者一致认为“奥巴马医保”的胜利将被铭记;也 有很多人预言美国经济的复苏在未来会获得更高的评价;在他执政时期,美国未出现大规模战争和恐怖袭击,这获得了不少肯定,但为此采取的安全监控措施以及在 国外使用无人机轰炸的决策也招致许多非议。自由派学者大多赞赏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更接近“彩虹国家”的理想(推进种族多元与文化多元的融合发展、同性恋婚姻 合法化),但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感到担忧。部分保守派的学者严厉批评奥巴马强化行政权力的倾向。外交方面引起的分歧较为严重。伊朗核问题谈判的进 展、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获得了许多肯定,但美国的中东战略以及对中国的政策则受到一些负面评价。多数学者承认,奥巴马是言辞卓越而极富感染力的政治人物, 但也都看到他竞选时期展现的理想主义气质已经褪色,在执政后转向了实用主义,使许多年轻选民感到最初的期望被辜负。奥巴马以承诺“改变”开启他的总统生 涯,但最终他达成的只是在延续中修复,而不是转折性的变革。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在9、10月号刊出“奥巴马的世界”专辑,包括九篇文章,从国际战略的多个方面总结评估奥巴马的遗产。在美国思想界的辩论中,奥巴马的外 交政策常常被保守派或“鹰派”人士指责为“软弱”、“退却主义”或者走向了新孤立主义,这正在导致“全球失序”,也终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针对这种 流行的批判,杂志主编罗斯(Gideon Rose)做出了回应。在题为《奥巴马做对了什么:保持冷静并继续自由秩序》一文中,他对奥巴马的外交遗产给予相当积极的评价。罗斯指出,小布什留给奥巴 马的遗产是“两场战争和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而奥巴马已经使美国从一些老问题中解脱出来,避免陷入一些新问题,并同时获得了一些扎实的收获。这是相当不错 的成就。奥巴马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对大局的把握”:“他重视美国在过去七十年中培育起来的自由国际秩序,并认识到要从全球边缘地带误入的冒险和纷争中撤 退,以此救护这一秩序的核心。”在罗斯看来,奥巴马是“带有保守主义气质的思想上的自由派”。在经过“鲁莽的过度扩张与好战的单边主义时期之后”,他感到 推进美国的长程外交目标的最佳方式是“短期收缩”,通过放弃边缘来巩固自由秩序的核心,这是他外交政策的总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放弃 传统的美国大战略,而是尽力从其前任的失当中拯救这一战略”。在这背后是一种“自信的认识”:“从长远来看,开放社会将击败封闭社会(因此,只要堡垒能被 守住,俄罗斯、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终将会看到它们地位的下降而非提升),这表达了对过去美国外交最佳教益的重新发现。”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在2015年9、10月号刊出“奥巴马的世界”专辑。

 

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

马云6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演讲,选在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 Hotel)举办。这家酒店在1931年美国大萧条时期欣然开业,时任总统胡佛对此致意,赞誉它“向整个国家展示了信念和勇气”。而今天,华尔道夫酒店的 拥有者是一家中国的保险公司。“这整个事件似乎象征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以这段文字作开场白,《经济学人》10月3日推出了“世界经济”特别报道。其 中关于中国的文章题为《更远的长征》(A Longer March),阐述“中国震撼了世界,却不是以它所希望的方式”。文章分析了中国经济最近的状况和趋势,从增长放缓和人民币贬值等现象中剖析背后的结构和 制度性的难题,以及改革面临的困难。文章认为,中国作为巨大经济体会期待一种自然的特权:对全球金融和贸易的规则享有更大发言权,以及被广泛使用的货币, 这是容易理解的雄心。但如何在实现雄心与保持稳定之间,在经济的开放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却是中国一直面对的挑战。文章最后指出,“中国正在成为贸易和直 接投资领域的巨人,成为在财政、货币和金融市场方面的中等强国。这种温和的雄心或许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但这并没有解决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种种问题。中国 不会很快成为美国的制衡或替代力量。”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测评起始于1990年。这一指数综合了人口的收入水平、预期寿命和教育程度。12月4日公布的最新一期报告显示了过去二十五年各国的综合发展 水平和速度。在指数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中,中国名列第二(仅次于卢旺达的增长速度),目前达到了韩国1990年的指数水平。

中国的迅速发展常常与“中国模式”相关联。清华大学的加拿大籍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发表新著《中国模式:政治优绩制与民主制的局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入选“《金融时报》2015年最佳书籍”。作者试图论证,中国式的政 治优绩制(political meritocracy)有助于克服选举民主制的关键缺陷。他将“中国模式”界定为顶层的优绩制、中层的实验以及基层的民主制的三者结合,他认为中国已经 发展出一种民主优绩制的模式,在道德上是可欲的而在政治上是稳定的。10月15日美国亚洲学会与《纽约书评》杂志为此联合举办专题讨论会,贝淡宁与其他五 位学者参加,部分内容随后以《中国模式优于民主制吗?》为题,在《外交政策》网站上发布。

贝淡宁在讨论中阐明,他的著作从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中获得启发。传统的公职人员选拔,首先是依据科举考试,然后依据政府低层所作的绩效评 估。而这套体制过去三十年在中国重建了,尽管并不完善。他的写作并不是要为现状辩护,而是出于他的“语境化政治理论”方法。“垂直的民主优绩制”启发了过 去三十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虽然理想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但他相信这个理想本身是好的,并且可以在未来继续激发中国的政治改革。牛津大学欧洲研究 教授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指出,如果中国真有一套自己的政治模式,那是好事,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平稳发展,也可以使西方拥有一个严肃的意识形态竞争者而避免自身的盲目自负。 但谈及中国模式的问题,如果承认目前政治优绩制运行得不够好,那么阿什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实际上它并不是贝淡宁描述的那种政治优绩制。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首先强调,这是一本政治理论著作,实际上不是一本关于真实中国的书。他随后表达了自己最主要的质疑:“德才兼备的优绩选拔是否能形成一个更 好的政府?”在他看来,这本书关键的理论失误在于忽略了权力的行使,只关注官员的选拔,而无视官员如何受到制衡并受到一个自由社会的监督。目前所谓理想与 实践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偶然的。贝淡宁在论及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时候,从不提及两者的差距,只是指出现实的民主制度的不足。因为这是实践的制度,当然会存在不 足。黎安友随后有在《外交政策》11、12号发表了长篇书评《伪造的中国模式》,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批评。

 

知识分子的黄昏或黎明

2015年西方思想界对知识分子精神与命运的讨论相当活跃:从《高校纪事》组织的“公共知识分子”专辑,到研究法国智识精神的专著,还有两部批判新左派知识分子的论著。

“知识分子问题”常常是知识分子才格外关心的问题,只要这个议题仍然活跃,就意味知识分子并未消失。但是,知识分子的构成、气质及其公共影 响可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这正是雅各比(Russell Jacoby)关注的问题。他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指出,在1950年代之后,上一辈独立不羁的“城市波西米亚式”的知识分子迅速衰 落,新兴的一代大多不再是面向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主要为同行写作的“专业知识分子”,由此形成了“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原书副标题)。这本书 曾引起广泛的争议,并在2000年出版了修订版。在初版发表近三十年之后,《高校纪事》12月发表专辑《“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四篇文章着眼于考察雅 各比的论题在当下的有效性。

专辑的首篇文章是雅各比的《最新的知识分子》,回应了诸多的批评质疑,虽然承认当初有个别失误之处,但自认为总体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在当 今仍然有效,因为最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并未逃脱学院体制诱惑与规训,反而愈陷愈深。虽然人们总是可以发现个别反潮流的事迹,但并不能逆转总体趋势。值得赞许 的是一批为公众写作的“新科学作家”,他们的成功表明了普通读者群依然存在。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这些科学家推出了平白清澈的著作,人文学者却在拥戴瘀结的 文风和繁琐的理论。互联网的冲击是他当初未曾预料的现象,但他很怀疑通过博客和推特而流行的文章,可能会丧失那种“反思的慢功夫”:“危险在于我们进入了 一个片刻思考、即刻评论的时代。”我们当然不必在专著与推特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在他看来,“处于两者之间而面向普通读者的严肃作品可能正在消失,一 同消失的是它们的作者,最后的知识分子。”

纽约社会研究新校的波特(Claire Bond Potter)教授的文章题为《互联网是最终的波西米亚吗?》。在她看来,互联网是一个在政治上无政府的空间,很接近雅各比的波西米亚咖啡馆。年轻的知识 分子正在虚拟空间中集结,其中许多人是年轻的博士,他们以“学术计件工人”方式进行公共写作,成为新一代的“剩余知识分子”(surplus intellectuals)。不稳定的工作造就了他们的精神气质,与资产阶级的文化方式相对抗,同时他们也在这种对抗中形成了共同的事业,寻求一种新的 波西米亚方式,推广一种摆脱体制束缚的激进视野。一代创造性的知识工人正在兴起。“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分散开来;他们遍地开花。”

实际上,《高校纪事》早在2月发表了一篇长文《公共知识分子怎么了?》,对此议题有更为深入的探索和出色的见地。作者格瑞夫(Mark Greif)是纽约社会研究新校的年轻教师,《n+1》杂志创始人和主编。他通过讨论《党派评论》的兴衰历史,挑战了学院规训使得知识分子衰落的流行看 法。在格瑞夫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学院化”,而在于我们对公众的错误想象。《党派评论》时代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不仅是面向公众写作,而是对公众 的期许更高,他们“瞄准的位置总是略微高于被想象的公众的顶端,那是他们必须踮起脚才够得着的位置”,而与此同时,“这种写作也总是略微高过《党派评论》 的作者群本身”。这些知识分子感到必须竭尽全力,才配得上他们渴望加入的更深邃、更嘹亮的智识群体。讨论二十一世纪公共知识分子的事业,应当更少关注他们 职业的来龙去脉,更多地着眼于恢复对公众的最高尊重。

 

有效利他主义运动

当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却同时更加不平等的时候,人们应当过怎样的伦理生活?耶鲁大学出版社在4月推出了普林斯顿大学伦理学教授辛格 (Peter Singer)的新著《你能做的最大善事》,以清晰的哲学思考辅以真实生动的事迹,论述了“有效利他主义如何在改变伦理生活的观念”(副标题)。哈佛大学 心理学家格林纳(Joshua Greene)称之为“这位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在世哲学家”所写过的“或许最具影响的著作”。

“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是始于新千年的一场社会运动,同时也是支持这场运动的一种道德哲学,辛格是其主要的理论倡导者之一。他的基本理念是:“如果要过一种充 分的伦理生活,我们就应当尽己所能去做最大的善事。而要发现怎样才能做最大的善事,我们需要运用理性和证据。”目前在慈善机构的捐赠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 完全不了解这些机构的有效性,只是被其形象所感动而行善事。辛格从效益主义哲学的传统中汲取灵感,发展出有效利他主义的理论,主张依靠科学的方法来确定改 善世界的最有效方式,这区别于传统的利他主义和慈善事业的理念。辛格理论的一个特色在于淡化感人的“温情效应”,也不诉诸那种否定自我利益的“牺牲奉 献”。许多践行者的典型感受并不是自己做出了“牺牲”,而是感到自己的生活比从前获益更多也更加丰沛。因此,有效利他主义并不主张否定自我利益,而是鼓励 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何为真正的自我利益。

这本书引发了媒体的广泛评论。《大西洋月刊》为此举办专题讨论,邀请十一位学者和作家就“有效利他主义的逻辑”展开辩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 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提出了一些批评,首先,将本来属于国家和社会机构的职能转交给个人和团体来承担,可能隐含着危险。即便 在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替代政府的角色就其长期后果而言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我们本来预期从国家获取的重要服务由其他组织接管,那么要在其他关键领 域中培养对国家的信任和发展国家能力就可能变得更加艰难。”其次,有效性测量也是可质疑的。捐赠给大赦国际,还是捐助某个提供疫苗或教科书的NGO?相比 之下哪种选择社会价值更大?许多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主张,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会带来得以使千万人摆脱贫困的发展,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有效利他主义会将公 共的关注点偏离重要的制度因素。更为激进的批评意见来自左派网站《雅克宾》上的一篇文章,它指责有效利他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体现,无视造成贫困的 根本原因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

对类似的批评,辛格在回应中指出,有些策略可能比有效利他主义者目前使用的策略更有效,但这一事实并不足以驳倒这一运动的实践者,因为他们可以 随之采纳更有效的策略。有效利他主义并没有忽视能够减缓贫困的大幅度政治经济改革,如果有证据表明这种改革的预期有效性更高,那么我们就会倡导从事这类改 革。对于救助贫困,这一运动常常被批评为“创可贴式”的治标不治本。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分辨“标”与“本”,就算有时我们确切知道什么是贫穷的某些根 本原因,却也一时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治标”可能意味着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辛格说,有时候“创可贴也不坏”。

 

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

《前沿》(edge.org)被英国《卫报》誉为“全世界最聪明的网站”,以倡导科学与人文之融合的“第三种文化”而著称。每年伊始,主编布鲁 克曼(John Brockman)都会公布网站的“年度问题”,并邀请世界各地二百位思想家和科学家应答。2015年《前沿》的年度问题是“你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 获得了一百九十二份回复,陆续在网站发布,最后汇编为文集出版。参加这次讨论的大多是世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人文学者和作家,二 十多家媒体对此予以报道。

1980年代哲学界曾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焦点之一在于计算机是否能够“真正”地思考(具有意识)。近年来,这一领域获得了巨额的研发经费支持,在 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迅速的进展,许多成果更新了旧有的知识和观念,也引发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机器思维与人的思想真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吗?人工智能将 会超越人的智能而达到“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吗?最终这对于人类生活的前景意味着福祉还是灾难?

在众说纷纭的应答中,可以辨识出比以往更显著的“物理主义”倾向。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卡罗尔(Sean Carroll),追溯了十八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拉美特里的名著《人是机器》,认为他预见了现代物理学的发现:所有可见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源自粒 子和力,没有给外在于物理的生命力量留下空间。神经科学虽然不如物理学成熟,但已经在人的思想和行为与大脑中特定的运动之间建立了联系。若要问他对会思考 的机器的想法,他不禁要说,“嗨,你在说的那些是我的朋友。我们都是会思考的机器。不同类型的机器之间的区别正在销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维尔泽克 (Frank Wilczek)认为,“所有智能都是由机器产生的智能(机器要么是神经元形成的大脑,要么是硅芯片制造的机器人)。”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丘奇 (George Church)回答说:“我是思考的机器,由原子组成。”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里斯(Martin Rees)认为,无论如何界定“思维”,人类的有机体思维(organic thinking)只是(超大尺度的)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思维的速度与强度终将被机器智能所淘汰,尤其在量子计算机诞生之后。生物大脑的抽象思维奠 定了所有文化与科学的基础,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前奏,通向“非有机体的后人类时代更强有力的智慧”。

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的所长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教授是超级智能研究的专家,他提出了更复杂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首先,目前的机器思维的水平相当低(除了在某些特定的狭隘 领域),将来有可能超过人类(正如机器现在已经比任何生物体更为强壮和迅速),至于超级智能何时出现,我们知之甚少。但他认为,人工智能要从目前的水平到 达人类智能水平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从人类智能水平达到超级智能的水平会相对更快。超级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最坏的事情,这 取决于超级智能的默认动力机制以及如何才能予以控制,这些问题远比人们预想的困难得多。

 

阿伦特逝世四十周年

12月4日是汉娜·阿伦特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日。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在12月3、4日举办学术研讨会“阿伦特:四十年之后”。三位国际著名 的阿伦特研究学者,分别从美国、法国和德国的视角,探讨阿伦特思想对于当今世界政治的相关性。第二天的会议汇聚了各地学者,呈现了阿伦特研究的新近发展成 果,并由此关联到当代最紧迫的政治问题。纽约“电影论坛”从4月6日起的两周,连续放映新近完成的纪录片《积极生活:阿伦特的精神》。影片由以色列与加拿 大的电影人联合制作,回顾了阿伦特的生命历程与思想生涯,突出她在公共生活中的积极介入,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多争议。

《国家》杂志发表政治理论家罗宾(Corey Robin)的长文《阿伦特的审判》,重新考察和评价了阿伦特因报道1961年“艾希曼审判案”而卷入的争议。文章将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评论置于她复杂的思 想脉络之中,突出了她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阐释与她政治思考之间的关联。《永世》网络杂志发表牛津大学现代欧洲史博士生麦卡莱(James McAuley)的文章《影子与实质》,富有洞见地论述了阿伦特的“自觉贱民”意识与她远离乡愁的世界主义气质之间的内在关系。

《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的文章题为《摩根索与阿伦特:一种智识激情》,出自批评家、《纽约书评》的编辑葛温(Barry Gewen)。文章追溯了汉斯·摩根索(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的奠基人)与阿伦特之间长达二十多年的亲密交往。列奥·施特劳斯、摩根索与阿伦特有相近的背 景:他们都是犹太人,都在纳粹兴起之后从德国移居美国,也都研究政治问题。摩根索与施特劳斯起初彼此赞赏,关系密切,但很快就因为“观点与性格的深刻差 异”而相互疏远。阿伦特与施特劳斯早在德国的学生时代就相识(传言施特劳斯曾“追求”过她),但两人从来彼此不合。阿伦特将摩根索描述为自己的“智识伴 侣”(虽然她对摩根索晚年的求婚感到“惊慌不安”,但妥善处理了这个短暂的插曲)。他们各自在逆境中获得了对方的坚定支持,彼此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她生命的 终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共享着与众不同的智识倾向和政治立场:对苏联从不抱有幻想,理解美国在战后世界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但怀疑国际主义的自由理 念,同时也反对麦卡锡主义。他们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美国政治的标签无法恰当地用于把握他们的欧陆视野。他们都明白世界的暴力性处境,抵触美国进步 主义者的乐观态度。他们共同面对的思想挑战是“学习在这个不确定、时常野蛮的世界里不抱希望地生活”。微妙的区别在于,阿伦特仍然坚持为光明的希望留有一 道门缝,而摩根索则断然将它关闭,这是所谓的现实主义。

 

2015年的获奖者与辞世者

霍尔堡国际纪念奖由英国学者玛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获得。她任教于伦敦大学贝克学院,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历史、神话,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颁奖词突出表彰了她对神话研究的贡献,以及在小 说创作中对性别角色和女权主义的彰显。坦普尔顿奖由加拿大天主教哲学家、神学家金·凡尼尔(Jean Vanier)获得。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活动,以救助发育性残疾人的贡献而著称。当代两位最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哈贝马斯与查尔斯·泰勒分享了美国国会图书 馆颁发的克鲁格奖。

1月1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逝世,享年七十岁。他长期致力于“自反性现代化”的研究,提出“风险社会”、“第二次现代性”等重要概念。2月3日,英国历史学家吉尔伯特 (Martin Gilbert)逝世,享年七十八岁。他著作等身,尤其以对丘吉尔的研究见长。4月13日,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逝世,享年八十七岁。代表作《铁皮鼓》《猫与鼠》《狗的岁月》被称为“但泽三部曲”。他在两德统一后致力于反对仇外主义和新纳粹势力。他在晚 年的自传体小说《剥洋葱》中承认自己曾是党卫队队员,引起轩然大波。5月12日,德裔美国历史学家盖伊(Peter Gay)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他的著作《启蒙时代》具有文化史的典范意义,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5月23日,美国著名数学家、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逝世,享年八十六岁。他的“纳什均衡”博弈理论在经济均衡与博弈均衡之间建立了联系。他也是电影《美丽心灵》男主角的原型人物。7月15日,美国 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教授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逝世,享年七十七岁。他曾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是“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于1998年获得熊彼特奖。9月10日,被称为“预防自杀 之父”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法布罗(Norman Farberow)逝世,享年九十七岁。9月13日,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逝世,享年八十六岁。著有《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战争状态》和《雷蒙·阿隆与国际关系理论》等。10月5日,美国华裔社会活动家、作家 陈玉平(Grace Lee Boggs)逝世,享年一百岁。她致力于美国社会平权运动,为消除族裔歧视、性别歧视和改善黑人地位付诸巨大努力,著有自传《为改变而生》。10月21 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沃林(Sheldon Wolin)逝世,享年九十三岁。他的政治理论富有独特的洞见和批判视野,也是学术界对阿伦特思想最重要的批评之一。11月23日,美国经济学家诺斯 (Douglass North)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他是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于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担任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12月13 日,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逝世,享年七十九岁。他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享誉世界,转变了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范式。他对于东南亚问题的研 究也贡献卓著。

(受版面限制,此文删节了原文约四分之一的篇幅以及全部注释。完整版将在《学海》2016年第一期刊出。本文属于笔者2003年起所作的系列年 度综述,议题的选择与述评受作者阅读与学识的局限,仅供参考。前十年的综述已结集收入《纷争的年代》,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版。)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作者:刘擎

 

与刘小枫谈古典教育:“不指望学界整个提高古典意识,没可能也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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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教授(1956-),男,重庆人,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瑞士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主编、“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主编。

“经典与解释”丛书。

沃顿

本特利

尼采

古典式学问不仅比现代式学问高贵,而且比现代式学问高明。”在“经典与解释”丛书出版十五年之后,担任丛书主编的刘小枫道 出此言。上个月,在丛书出版的纪念研讨会现场,350种样书一起码放出来的壮观场面让很多到场者惊讶与感叹。甘阳和刘小枫等学者,希望让这套书“推进学界 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希求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关注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 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现场有人提出要“用古典药方来治现代病”,但甘阳认为,西方经典只是重要的精神资源,“并不是拿什么药来治什么病”。也有学者认 为,这套丛书对西方著作的推介,过多局限于施特劳斯学派。不过,当我们深入西方经典,再反观中国问题,认识会更深刻,面对具体问题时“脑筋可能更灵活”。

这注定是一项长远的工程,除了西方经典的推介与解释,中国古典同样需要激活生命力。这一方面,也有多种图书出版。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当今商业大潮泥沙俱下之时,古典教育至关重要,它需要起到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

“古典文明追求灵魂的高贵,因此,在现代社会难免‘不合时宜’。所谓应起到‘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指的是抵御现代商业文明把本来天生高贵的灵魂也拉平为低俗的灵魂。”刘小枫说道。在研讨会结束后,他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谈“经典与解释”丛书

  让古典意识在整个学界有其立锥之地

新京报:“经典与解释”中有很多子系列,涉及面相当广,也相当深入,其实远远没有限于施特劳斯学派。

刘 小枫:如你所说,“经典与解释”的几百本书似乎并不限于施特劳斯学派。但我仍然要说,即便我做的仅仅是推介施特劳斯学派的学术成果又怎样?谁不是在推介自 己认为值得推介的学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太自然不过。施特劳斯有30多种讲课录音记录稿留下来,绝大多数是对某部古希腊罗马或近代经典的解读,非常细 致,解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波斯人信札》的讲课记录稿就有三卷之多。芝加哥大学的施特劳斯中心最近已经整理出数种讲稿,我们的古典文明研究工作 坊已经获得翻译版权,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里顺便做个预告。

新京报:阅读这些书是不是要有相当于博士的知识水平,一般读者怎样进入?

刘 小枫:我不知道你指的“一般读者”是谁……“经典与解释”的书有一个底线——思想文化性的学术书,而非文化普及读物。一般而言,它的读者对象是大学本科生 以上学历,但绝非必须有所谓博士水平。据我所知,“经典与解释”的读者中本科生和硕士生居多。思想学术基于兴趣,只要有这类兴趣,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进入方 式。反之,没有兴趣的话,即便是教授、博导,也不会看这类书。

新京报: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你自己的研究领域转战诸多,从本世纪开始,可能也应该说从你开始做“经典与解释”起,你的领域更多地在政治哲学,且不见再转战,只见扩大和深入。很多人在谈论你近年来书和文章的转向,也有很多臆测,能简单说说其中的原因和历程吗?

刘 小枫:所谓“政治哲学”有两种含义,一种指的是哲学中的一个专业,比如就像逻辑学、伦理学或宗教学那样的所谓“二级学科”。另一个含义指的是古典式的学问 方式,就political philosophy这个西文语词的原初含义而言,“政治哲学”的意思是:立足于城邦热爱智慧。如果就前一种含义而言,就有你所说的所谓“研究领域转战诸 多”,如果就后一种含义而言,就并没有什么“研究领域转战”这回事。要说转变,唯一的转变就是从现代转向古典。我在九十年代做的基督教神学也是现代的,尽 管这门学科很古老。反过来,即便现在我做现代的学问,立足点也很古典。这种转变基于一种领悟:古典式学问不仅比现代式学问高贵,而且比现代式学问高明。再 说,所谓“学术领域”的划分是现代的名堂,古典学问没有这样的划分。现代学人做学问,未必一定要按现代的方式做,也就是不要拘限于什么专业领域。施米特就 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是法学家,但他的著述涉及神学、诗歌、戏剧、史学等等。所以,他在西方学界是公认的具有古典修养且以古典方式做学问的大思想家。

新京报:“经典与解释”系列走到今天起了很强的普及作用,你认为能不能说今天学界的古典意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刘 小枫:哪有这回事哦。“经典与解释”系列不会产生普及作用,只会起应有的象牙塔学术作用。我也不会去指望学界整个儿提高古典意识,没这个可能,也没那个必 要啊。应该指望而且能够指望的仅仅是,让古典意识在整个学界有其立锥之地,与现代意识达成平衡。我并不是简单地反对现代意识或现代立场,而是反对片面或单 面的现代意识或现代立场。

新京报:在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你愿意定义自己的派别吗?如果不愿意,具体原因是什么?

刘小 枫:不是不愿意定义,而是没法定义。毕竟,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派别划分都是现代式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是从现代式政制构想衍生 出来的。一个有古典意识的学人,对现代式政制构想始终心存疑虑,即便古典式政制构想也有种种缺陷。就像17世纪末英国古今之争时期的崇古派代表人物坦普尔 在《论古今学问》一文中一开始所说,现代作品很难取悦那些浸淫于古代典籍的人。既然浸淫于古典智识,何以可能在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找到自己的派别呢。

 谈“新文化运动”

  引发了中国的“古今之争”,但未充分展开

新京报:当前,西方的古典传统与西方的现代社会是什么关系?大学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刘 小枫:我们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中的“古今丛编”系列刚出版了一部译文集《大学与博雅教育》,从中你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二战结束之后的芝加哥大学校长以及 他提倡的“博雅教育”培育出来的一些有古典眼光的学者如何看待西方的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大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其让我在这里回答这 个问题,不如读读这本书,看看西方名牌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自己怎么说。

新京报:对于古典传统,我们流行的做法是对古典进行解释,以符合现代社会。甘阳认为,这样做是“先天性地认定现代社会是好的”,从而导致对现代社会“没有一种具有相当深度的批判力。”对于这一做法,你怎么评价?

刘 小枫:以符合现代观念的方式解释古典,并非晚近才流行起来的做法,而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习惯做法。今年是“新文化运动”百年,但“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很 快就出现反弹,出现了论争。颇有影响的反弹之一就是,以符合现代观念的方式重新解释古典。熊十力就先天性地认定现代民主政制是好的,我在《共和与经纶》一 书中有过详细考察。他以及他的学生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在重新解释中国古典时,都力求符合西方现代民主政制的理念。在90年代以 后出现的“新-新儒家”那里,乃至在当前的“新-新-新”儒家那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解释模式。

新京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新解释古典传统,目的是什么?

刘 小枫: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的是,要认识到,不仅我们中国的古典传统与现代西方所追求的民主政制文化在品质上根本不同,西方的古典传统同样如此。17世纪 末至18世纪中期,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持续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古今之争”。这一事件不仅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连接点,而且标示出现代西方文明史的 基本格局。迄今为止,西方学界人士大多还以为,“古今之争”仅仅是文学艺术原则或广义的学问原则之争。实际上,“古今之争”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 劣,是古今政治原则的优劣之争。“古今之争”不仅使得西方国家中甚至有共同学问基础的知识人分裂,也使得整个基督教欧洲知识人共同体分裂。尤其引人注目的 是古典学知识人的分裂,一些研究古典的知识人真心实意地心仪古典,另一些则以专找古典这样那样的不是为己任,比如,那个比沃尔夫早大半个世纪提出“荷马问 题”的奥比纳克神父(Abbé d’Aubignac)。奇妙的是,这类人在西方被视为现代古典学的先辈或文本考据学的前驱,比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伦敦古典学家沃顿 (William Wotton)和皇家图书馆馆长本特利(Richard Bentley),整天浸淫于古书,做考订的功夫很好,心性上却并不服膺古书,而是服膺现代观念,古书在他们手上不过是一件技术活儿的修理对象。斯威夫特 早就尖锐嘲讽过这类古典学家,谁如果上高中时读过《木桶的故事》,他一定会知道。总之,16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已经导致基督教欧洲各国出现内部分裂,“古 今之争”不仅加剧了分裂,而且使得分裂更为错综复杂。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引发了中国的“古今之争”,但没有充分展开,以至于我们对“古今之争”还缺乏 明确的自觉意识。

 谈古典学的建立

  我和甘阳都在碰运气

新京报:你提出,“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古典学,以取代‘五四’以来流行的‘国学’”。这种打上引号的“国学”,具体是什么?为何要取代?

刘 小枫:“国学”这个名称有些奇怪,也很含混,起码很难在国际学术环境中使用这个名称。不过,用“中国古典学”取代“国学”这个名称,并非仅仅为了让我国的 古典研究在国际学术环境中具有沟通能力,更重要的是彰显“古今之争”的学术格局。毕竟,古今学问之争在西方学界迄今仍处于僵持状态,而且看来还会继续僵持 下去。中国的古典学应该而且能够参与到这场文明战争之中去。

新京报:这几年,已有多所大学建立了古典学研究中心,开设古典学课程,甚至招收了硕士生、博士生。要真正建立中国的“古典学”,目前最大的障碍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刘 小枫:谈不上有什么障碍,最大的难点也许在于缺乏建制性支持。无论新中国建设初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可以看到,文明建设应该是国家行为。如果由国家 出面统筹安排,事情就很容易。晚近十余年来,西方国家坚持对华武器禁售,迫使我国只得采用自力更生的老办法,结果成就斐然,令人振奋。与此不同,在文明建 设方面,西方国家不仅不会禁售他们的“普世价值”观念,而且一直在积极推销他们的政制观念及其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文教制度。在这方面,我们的国家行为的指导 原则十多年来都是众所周知的“与国际接轨”。这样一来,要建设中国的“古典学”就很难得到国家各级建制的支持,除非与西方的古典学接轨。这些年来,甘阳主 持的“博雅学院”和我主持的微型“古典班”,实际上都是个人行为。这种行为得碰运气,如果不是偶然遇到明智且有远见的大学校长或院长,也会一事无成。我从 南方转到北京任教,就是因为人民大学文学院领导愿意为我搞本科古典班提供一方小园地。

新京报:尼采提到古典学展开的背景是“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在如今这个被认为道德滑坡的时代,你译介西方传统经典,推动古典教育,是否也是出于一种道德隐忧?

刘 小枫:是,但不仅仅是。隐忧更多涉及有悠久传统的中国文明的未来走向,这需要更多年轻学子的承担。推动古典教育首先在于,让年轻学子有更为宽阔的眼界和从 容的心态,如清末民初的著名学人皮锡瑞所说,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如果不推动古典教育,按现在的 文科教育体制,何以可能让年轻学子“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

新京报:尼采认为,古典学应起到“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从古典教育的角度来看,你如何理解这四个字——“不合时宜”?

刘 小枫:现代文明是商业化文明,这种文明的品质按尼采的说法就是把所有人的灵魂往低处拉平。古典文明认定,人的灵魂有太多差异,包括低俗与高贵的差异。古典 文明追求灵魂的高贵,因此,在现代社会难免“不合时宜”。所谓应起到“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指的是抵御现代商业文明把本来天生高贵的灵魂也拉平为低俗的 灵魂。

 谈个人争议

  经历了一次网络时代的大批判

新京报:听说你还被推举为“长江学者”,但评上后又被取消了,这事学界曾一度议论纷纷,究竟怎么回事?

刘 小枫:我没有主动申请过“长江学者”项目,人民大学文学院领导为了支持我的“经典与解释”翻译计划,坚持要替我申报这个项目。“经典与解释”翻译计划经营 十多年来一直缺乏最为基本的编辑经费,运作艰难,我最后同意了申报。如你所知,教育部公示我的申报通过了评审。后来又被取消。

我的“长江学者”项目被取消,让我感到庆幸,因为2013年的那个所谓“新国父论”事件之后,评审结果才出来。幸好项目被取消,不然坊间会以为与事件有什么关系,难免谣言四起。所以啊,那位退休老教授“告”我,我真还感谢他。

新京报:对你来说,刚刚过去的2014年可以说是在风尖浪口上度过的。你在大学校园读书会上谈百年共和的演讲被理解为提出了“新国父论”,引发空前争议,以至于从不参与这类争议的你亲自出面澄清缘由。回过头去看,你如何评价这一系列事件?

刘 小枫:“引发空前争议”恐怕不确切,事实上没有引发争议,倒是引发了据说“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让我经历了一次网络时代的“文革”式大批判而已……我向 来躲避你所谓的“风口浪尖”,但人生充满偶然,很多事情都出乎意料,没法避免会撞上个什么罕见之人。我在大学读书会上讲的是学术问题,由于偶然原因被搞到 网上才了事,否则也不会成为什么事件。如你所知,网上不可能有学术性反应。不过,偶然的事情来得快,去得也快。

施米特

施特劳斯

 谈引介施米特

  网媒上出现攻击文章,真让我高兴

新京报:近年来,你总是引发争议,比如引介施米特就不断引起异议。前不久还有人写文章说,施米特使刚进入政治哲学的年轻人变得“杀气腾腾”,你如何看?

刘 小枫:我引介施米特在国内学界引发的异议早已停歇多年,突然又出现一篇攻击性文章,我也觉得奇怪。但回头一想又不奇怪,因为,去年12月初,我主编的“施 米特文集”第三次再版。书刚上市,网媒上就出现攻击文章,真让我高兴。“施米特文集”在2004年首次出版时,得到学界广泛接受,第二年就重印,重印后又 很快断版。如果你查看一下全国大学论文网站就可以看到,自2004年以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涉及施米特的学术论文已经多达近四百篇,其中近百篇以施米特 为题,博士论文也已经有近十部。这说明,施米特的著述是非常有分量的学术遗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法学界的朋友告诉我,如今我国宪法学界出了一个 “政治宪法学派”,化用的就是施米特的宪法学说。凡此可见,施米特的学术思想在我国学界得到相当程度的接受。施米特以批判自由主义的议会民主制闻名于世, 他的论著在我国学界广为传播,自由派知识人对我恨入骨髓,只说明他们在学术上还欠缺从容心态……急什么呢,慢慢看书吧。

新京报:对于攻击文章的出现,你说高兴主要是因为?

刘 小枫:20世纪的西方史学泰斗莫米里亚诺说过,当代西方学界一直有个怪癖,那就是用各种学者的八卦代替对他的学术评价,比如用谈论古史家霍斯曼 (Housman)的同性恋倾向代替对他校勘疑难古书所取得的成就的评价,用谈论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与其岳父蒙森 (Mommsen)的乖张关系代替对他就古希腊典籍所做的杰出识读的评价,用批评迈耶尔(Eduard Mey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立场代替对他在识读埃及大象岛出土的莎草纸古籍显出的出色功夫的评价。同样,施米特的学术著述绝大多数写于 1933年之前和1936年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只会拿施米特在1933年至1936年期间的事情说事。而且,即便在说这件事情时,也毫无学术水准可言。比 如,纳粹政权从未封过施米特“桂冠法学家”,这个名称是当年流亡瑞士的反纳粹人士用来挖苦施米特的,意思是,施米特在纳粹上台前是个众所周知的反纳粹分 子,但纳粹上台后又与纳粹政权合作,于是用这个名称来讽刺他。这件事情本身表明,施米特在1933年至1936年的政治参与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值得研究, 即为什么施米特在纳粹上台前公开主张对纳粹党施行党禁,纳粹上台后又与纳粹合作,3年后又被纳粹解职,还差点儿被送进集中营?这本来可以是我们借以认识历 史问题复杂性的一个很好的个案,我们却宁愿让自己脑筋简单。译介施米特会受到攻击,不外乎因为施米特揪住了自由主义政治学的软肋,自由派知识人坐不住合情 合理。

一方面,“施米特文集”卖得很好,另一方面,自由派知识人又不断攻击我,两相比较,表明只习惯“政治正确”而不习惯思考问题的知识 人毕竟是极少数,认真读书想问题的知识人是大多数。这些极少数人害怕大多数读书人读施米特,所以,“施米特文集”第三次重印,有人发网文攻击,我感到高 兴,因为这证明我做得正确。

 谈引介施特劳斯

  西方自由派学人有如当年的共产国际

新京报:你引介施特劳斯也引发争议,比如有人说你大力译介“施派”的古典解读是误导读书人。

刘 小枫:12年前,我写过一篇论文,比较海德格尔、德里达和施特劳斯对同一篇柏拉图对话《斐德若》的解读。通过比较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施特劳斯的古典解读有 一个基本特色,那就是注重体会古典作品自身所传达的高贵德性,从而是怀瑾握瑜的解读。这种对古典的态度明显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释学式解读和德里达的解构 主义式解读端正。所谓“施派”的古典解读,就是追仿施特劳斯本人怀瑾握瑜的解读。我们大力译介“施派”的古典解读也是要追仿怀瑾握瑜的阅读德性,正大光 明,有什么不对?你提到“有人说”译介“施派”的古典解读就是“误导读书人”,如果真有那么回事,你就不妨请“有人”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写篇见功夫的论 文具体指出施特劳斯的经典解读问题在哪里,就像我指出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问题在哪里,摆事实讲道理嘛,让学界广大同仁一起来探讨。天底下“读书人”那么 多,他们都有自己的脑子,没那么容易被“误导”吧?8年前,我写过一篇论文,评一个时髦的西方人类学家的古典解读,指出他把古传经典当一堆社会科学史料, 拿来为人类学式的欲望做辅料,这篇文章顺便还梳理了西方人类学式的古典学的来龙去脉。北大人类学系的王铭铭教授无意中看到了,不仅没攻击我冒犯了他的学 科,还把文章要去收在他编的一个文集里,让他的同行们看。

新京报:这些质疑声得分两类,一类是基本上没有仔细读过甚至没有读过施特劳斯的作品,他们的质疑可以说不入流,但另一类质疑声似乎研读过施特劳斯作品,他们的质疑声反映了他们的困惑和意见。

刘 小枫:我还没看到过有质疑者认真研读施特劳斯著述真见学问功夫的心得,据我的观察,质疑声反映的并非是什么困惑,而是在表达出自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情绪。 有意思而且令人深思的是,这种情绪还是国际性的。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大力译介现当代西学以来,从来没有西方的教授对我们说三道四,当我们译介施特劳 斯,美国的自由主义教授马上就开始发话了,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里拉(Mark Lilla)多年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短评《在北京阅读施特劳斯》,传诵一时。去年的美国古典学学会年会设立了一个“古典学在中国”的专题,芝加哥大 学古典系的一位教授提交了专题论文,与里拉在多年前的品评遥相呼应,其学术水准如何,扫两眼就知道。去年9月,台湾东吴大学与台湾“中研院”联合举办了一 个题为“中文世界的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国际学术会议,这个会议的基调是自由主义派学人济济一堂,共同声讨我引介施米特和施特劳斯。有个中文名叫马凯之的 德国教授宣读了一篇题为“现代、专制和危机:施特劳斯在中国”的论文,声称自己与“中国的施特劳斯学派”有过亲身接触。这位长期在台湾任教的德国教授从我 的著述中搜集了种种只言片语,然后对我进行政治性的“诛心”批判。他承袭民主与专制的政治二元区分,把施特劳斯学派定性为支持专制,由此得出这样的逻辑结 论:刘小枫引介施特劳斯等于支持专制。这位德国教授不惜在论文中捕风捉影,造谣中伤,臆断我主持的翻译乃至参与重大高研院建设与“出事”的政治人物有秘密 勾连。一个德国教授为文下作到如此地步,创下近年来谤文之耻的历史新高。在台湾的政治语境中,他的做法当然会获得喝彩。遗憾的是,他最终证明的仅仅是他自 己身上有一股子自由民主的政治习气。这种习气使得即便是开放的社会也无法确保思想的内在自由,反倒让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蒙羞。其实,如果他真有学问功夫 的话,认真读读我的《设计共和》,批判起来档次会高很多。从里拉到马凯之让我们看到,西方自由派学人有如当年的共产国际,是一个国际联盟,哪里出现辨析自 由民主的声音,他们就奔向哪里去制止。

2015年02月14日B08-B10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胡适谈为什么要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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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而在80年前,胡适就对“为什么要读书”这一问题相当重视,也是将其视作读书的首要问题来看待。纵观胡适一生,从“为什么要读书”开始的读书经验之探讨,再精确到治学方法的探求,他都毫无保留地将其读书经验与治学感受与青年读者们分享。

1931 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印行《我们怎样读书》一书,收录有胡适关于读书与治学的文章多篇,其中有一篇就叫《读书》。1935年5月,上海一心书店印行《怎样 读书》一书,又收录胡适《怎样读书》、《为什么读书》文章两篇。1945年12月,长春国民图书公司印行《我们怎样读书》一书,又收录胡适《为什么读书》 一文。由此可见,这15年间,南北各地出版的关于“读书经验大家谈”的选编书籍中,胡适的文章与观点,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对青年读书的目的与方法,均有 过相当持续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要读书》

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

1930 年11月下旬,胡适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讲,题为《为什么要读书》。当时,他已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正准备携家眷北上,重返北京大学任教。开场白之后,胡适 即刻举出宋真宗赞读书的诗句来,他说:“从前有一位大哲学家做了一篇《读书乐》,说到读书的好处,他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玉。’这意思就是说,读了书可以做大官,获厚禄,可以不至于住茅草房子,可以娶得年轻的漂亮太太。”听到胡适的这一调侃式的说法,在座的听众顿时哄笑一 片。胡适又接着说道:“诸位听了笑起来,足见诸位对于这位哲学家所说的话不十分满意,现在我就讲所以要读书的别的原因。”

紧接着,胡适强调说:“为什么要读书?有三点可以讲: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第二,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

这 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比较简单,从宏观上去看,“因为书是代表人类老祖宗传给我们的知识的遗产,我们接受了这遗产,以此为基础,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更在这 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知识。人类之所以与别的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语言文字,可以把知识传给别人,又传至后人,再加之印刷术的发明,许多书报便 印了出来。”

第二个原因似乎有点莫名其妙,因为现代人读书似乎总是要以“学以致用”为最高目的的,“为读书而读书”总有点“读死 书”之嫌。对此,胡适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好比戴了眼镜,小的可以放大,模糊的可以 看得清楚,远的可以变近,所以读书要戴眼镜。不读书,学问不能进去,读书没有门径,学问也不能进去。”

他又以《诗经》为例,来辨析 古典诗文与民间史料的解读问题,也以此来说明读者知识层级高低不同,对同一书籍的理解程度也是有高低之分的。他说:“我十二岁时,各种小说都看得懂,到了 三十年以后,再回头看,很多不懂。讲到诗经,从前以为讲的是男女爱情、文王后妃一类的事,从前是戴了一副黑眼镜去看,现在换了一副眼镜,觉得完全不同。现 在才知道诗经和民间歌谣很有关系。例如诗经里有一段说:‘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在从前眼光看来,觉得完全讲不通,现在才知道当时野蛮人社会有 一种风俗,就是男子向女子求婚,要打野兽送到女家,若不收,便是不答应。总之,读书是为了要读书,多读书更可以读书。读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要读书越多才可 以读书越多。”

第三个原因则是要读者最终走出书外,用书本知识去验证生活与工作,用读书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去解决现实难题。胡适对 此,也有着步骤清楚、用意明确的指导,他说:“读书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应付环境,供给思想材料,知识是思想材料的来源。思想可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 疑问。吃饭拉屎不用想,但逢着三岔路口、十字街头那样的环境,就发生困难了。走东或是走西,这样做或是那样做,困难很多。病有各样的病,发烧、头痛,多得 很。第二步要把问题弄清,困难弄清。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决。读书就是出主意、暗示,但主意很多,于是又逢着困难。主意多少要看学问多少,都采用也不行。第 四步就是要选择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要想到这个方法能不能解决,若不能,那么,就换了一个,若能就行了。这好比开锁,这一个钥匙开不出就换了一个,假定是 可以开的,那么,问题就解决了。第五步就是试验。凡是有条理的思想都要经过这五步,或是逃不了这五个阶段。”胡适的“五步走”读书经验,给出了读书通向实 用的可能路径,把“死读书”变成了“活读书”,也把读书人的思路从学海书山中拉了出来,让他们头脑清醒地面对现实与生活。

最后,胡适得出结论说:“所以,读书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军事、政治、财政、思想等问题,也都可以解决,这就是读书的用处。”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中国古代书籍数量巨大、卷帙浩繁,胡适帮助青年学子尽快找到有用的“干货”

在 胡适看来,中国古代书籍数量巨大、卷帙浩繁,普通读者很难一一读完。即使有过“经史子集”的大致分类,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著述之杂多、内容之交错,简直就 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杂货铺”。如果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读书”的话,一旦钻进这个“杂货铺”中,无异于步入一所无边无际的“超经迷宫”,很难有所作为、很 难有所突破。但只要明确自己的读书目的与学习门径,就不必为此感到恐惧。为此,胡适劝勉广大青年读者,他说,“读中国书不够乐趣,我们要另开生路,辟殖民 地。读书要读到有乐而无苦。能做到这地步,书中便有无穷。希望大家不要怕读书,起初的确要查阅字典,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能把所读的书的内容句句分析清 楚,这样的继续不断做去,那么,在一、二年中定可开辟一个乐园,还只怕求知的欲望太大,来不及读呢。”

实际上,胡适对青年读书的目 的、方法乃至治学都非常重视,一直在思考如何让青年读书更有效率,更“现代化”。在此次演讲之前,他就曾多次出席大学、中学的各种读书活动并演讲,多次强 调过上述种种经验与观点。为理清研读中国古代书籍的次序与步骤,让青年学子尽快找到“国学门径”,早在1923年3月的《努力周报》增刊“读者杂志”上, 胡适就发表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是要帮助青年学子尽快找到有用的“干货”,不被众多的“水货”所迷惑,尽可能早的走出那浩繁无边的“杂货 铺”。

《治学方法》

乌龟的勤奋努力,与兔子的高效优秀,是读书治学的理想状态

1932 年7月9日,胡适又在北平应青年读书互助会之邀,在协和大礼堂演讲《治学方法》。这次演讲,是互助会“讲演运动周”的最后一次演讲活动,即“压轴演讲”, 听众十分踊跃,现场人满为患,险此出现了“踩踏事件”。次日报道此事的《世界日报》中称,“……听众日形增加,大有拥挤不堪之势,因特散发听讲入座券,以 维秩序。不意届时听众较往日更加拥挤,最后有多数听众,无券亦欲入场,该会负责人劝阻无效,遂蜂拥而入,致使会场稍乱”。其实,此次演讲内容较之先前的读 书经验分享,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动与补充,仍是以延续与完善《为什么要读书》演讲中的话题与观点为主。只不过,最后胡适还风趣的以“龟兔赛跑”为例,勉励青 年要努力读书,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与成绩。他说:“你们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兔子虽然有天才,却不能像乌龟那样拼命地爬,所以达到目的的是乌龟而不是兔 子。治学的方法也是如此,宁可我们没有天才拼命地努力,不可自恃天才去睡一大觉,宁可我们作乌龟,却不可去当兔子,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兔子学不得,乌龟 可学也!’自然最好是能够龟兔合而为一。”

显然,既要有乌龟的勤奋努力,又要有兔子那样的高效优秀,是读书治学的理想状态,青年读 者一开始很难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自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任教北大之后,一直以来,他既从“精神”上去导引青年读者,即在“为什么要读书”的层面去勉励青 年读者,也为之指出了提高读书效率的种种“门径”,如“怎样读书”、“读什么书”等等。但能否“龟兔合而为一”,最终还只得凭读者用心实践了。反观近现代 学术史及文化史,曾经受到胡适影响的读者、学者大有人在,有的成绩斐然,有的另觅他途,但在他们的读书生活或治学生涯中,“胡适”这个名字,如同一个烙 印,是挥之不去的。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5年04月28日 星期二 第B06版,作者:肖伊绯